漂泊的尽头，是家
我叫王军，1967年生。案头的纸笔总比酒杯亲，诗歌协会的名头不算什么，只是偏爱用文字记下些心绪。早年在家乡的讲台旁待过，后来揣着一腔不知天高地厚的闯劲，一头扎进深圳的人潮。从流水线的机械重复，到保安亭的日夜值守，再到几家公司的高管席位，最后自己扯起旗号做生意，在不算小的圈子里，也算混得人眼熟。可走得越远，越发现脚底下的路再宽，心里那块叫“家”的地方，始终空着一角。
上世纪八十年代，媒人把郑小菊带到我面前。她比我大两岁，初中毕业，眉眼清秀，只是个头小巧。那时的日子简单，父母点头，红帖一换，便成了一家人。我们有过一个孩子，没能留住，那道伤口让原本就平淡的日子冷了下来，最后只能各自转身。如今想起她，像想起村口那棵老槐树，模糊里带着点说不清的怅然。
大学时的老四，是心口的朱砂痣。爱得不管不顾，为了她，我搁下没读完的书，瞒着家人奔去深圳，以为能在异乡拼出个家的模样。可缘分这东西，热得快，凉得也急，我们在人潮里若即若离，终究成了彼此的过客。那段炽热，是青春里最烈的酒，喝下去烧心，多年后想起，喉头仍泛着涩。
父亲的催婚电话追着我在深圳的街头跑。后来遇见了阿英，成了第二任妻子，有了儿子文鹤。我曾以为这就是安稳了，可骨子里的漂泊劲总按捺不住，常年在外闯荡，聚少离多像把钝刀，慢慢割碎了她的等待。她终究熬不住，一纸判决下来，家又散了。想起她，总欠着一句“对不起”——我没能给她想要的朝夕相伴。
阿删是在卡拉OK厅的喧闹里认识的。她爱打牌，脾气像炮仗，一点就炸，却透着股天生的机灵。我们有了女儿倩倩，日子吵吵闹闹，倒也有过烟火气。可针尖对麦芒的性子，吵到最后只剩疲惫，只好各走各的路。她像杯烈酒，呛得人喘不过气，却也在记忆里留下过滚烫的温度。
网络那头的小芳，是湘西芙蓉镇的公务员，吉大毕业，知性温和。我们聊得来，感情顺顺当当，一起在家乡龙子桥盖了房——那是我漂泊多年，离“家”最近的一次。可生意场上的风浪没留情，长沙的亏损像座山压过来，不仅压垮了生计，也压散了我们。那栋亲手盖起的房子，成了空荡的念想。
如今身边是合伙人老虎。她气质好，丰腴动人，可身上缠着未了结的婚，背着说不清的债，这些年我帮她填了不少窟窿。前路像蒙着雾，看不清方向。
走了大半辈子，从家乡到深圳，从职场到商场，遇见的人来了又走，经历的事起了又落。才慢慢懂，那些头衔、生意、奔波，都抵不过一个安稳的家——晨起有热饭，晚归有灯亮，累了有人说说话，笑了有人一起分享。
我想有个家，不用多大，够装下柴米油盐，够容下一份踏实的温暖。这念想，比年轻时的闯荡更迫切，比生意场上的输赢更重要。漂泊了太久，只想找个地方停下，把心稳稳地放进去，再也不挪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