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读书时，我有一种崇拜大师的情怀，尤其民国时期文化界，真的是大师辈出的年代，比如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钱穆，钱钟书等等。崇拜他们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才学。佩服的同时，更是想学他们那种知识渊博的能力。或许这只是一种理想吧！

在这么多大师中，尤其崇拜陈寅恪，钱钟书的渊博。

在这里说一下陈寅恪大师，他早年就开始游学西方二十三年之久，世界许多的知名大学都有他的足迹，如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因为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在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并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二三十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真的是学贯中西，一点没夸张。

季羡林对陈寅恪先生推崇备至，包括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周一良，也感叹到：“别的先生学问固然很大，但我觉得自己将来或许也能达到，而寅恪先生的学问则深不可测，高不可攀，简直让人不可企及。”因为治学讲课常有新解和宏论，陈寅恪之名声很快响彻北平城。他的课，不但清华的教授，如朱自清、吴宓等经常前来听，连北大师生也成群结队，跑到郊外的清华园来“做客旁听”。当时有个趣事：北大学生见自己老师也来当学生，遂称陈寅恪为“太老师”。

郑天挺却称他为：“教授的教授。”

吴宓却赞其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梁启超也由衷佩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大师傅斯年更是惊叹：“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一派留洋归来的学者。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觉得本土派迂腐狭隘，不懂得运用现代化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哲学家金岳霖回忆陈寅恪时，曾提起过一件小事：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这学识和记性可真的不可思议。

再说一下钱钟书，很早看书时，书上曾说，在清华图书馆的绝大部分图书，都有他的笔注。钱钟书19岁那年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一入学就发宏愿“横扫清华图书馆”，历来被传为美谈。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都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钱钟书可谓地道的行家。他阅读面之广，连许多教授也叹为观止。

有一次，在校园咖啡馆，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曹禺和吴组缃也是1929年考进清华的，是当时著名的校园才子，他们都很佩服同年级的“清华第一才子”钱钟书，知道他学识渊博，阅读量大。吴组缃听罢，便走到钱钟书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四十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几十年后，钱钟书和吴组缃都成了著名作家，见面时钱还爱考问一些冷门典故拿吴打趣，比如“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 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钱钟书先生23岁，便写出了那本中外有名的小说《围城》。后来著有《管锥编》、《谈艺录》。这两部学术著作仅引征书籍就多达4000多种。足见读书之多令人汗颜。

以上两位大师，一直是我印象深刻的大师。

什么是大师，大师就是知识的垄断者。有时候，回想一下，现在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裕，资讯发达，有条件去国外读书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如今的时代不出大师了？我想是不是有如下原因：

其一，现今，由于互联网和科技的发展，使知识和信息带来了不断爆炸式的增长。可能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世界上所产生的信息量和知识量，都使一个人一生也难以阅读完。

其二，现如今各种专业知识门类，更是不断在深入细分，分枝越来越复杂精细化。使人很难达到知识的顶峰。

其三，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各种名利诱惑。有点成就，就开始沾染各种媒体谋求利益和知名度了。很难让人好好沉下心几十年去学习和做研究了。

或许还有很多因素等等。时至今日，那些大师们依然是我们敬仰和学习的榜样。人生要学会终生学习，不断丰富提升自己，乃不枉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