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阅读内容有很多感想🤭
1.法伯之所以成为法伯，除了他自身，他的父亲老法伯极其重要。可以看看笔记中人家老法伯怎么做的，也许可以给点教育孩子的启发
2.语言能力很重要
3.环境真的很重要，老法伯对法伯的影响如是！后来，不论是医学大进步时期各种新药出现，还是癌症研究停滞的社会政治原因，也都可见一斑。
4.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来都不是孤立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该简单时简单，该复杂时也需复杂。
再感叹一遍，这真是一本好书呀❤️
经过魏尔啸等人的努力，医学界已经清楚白血病的几种形式：
一。病情慢性平缓发展的慢性白血病。
二。急性剧烈的，突然的发热，阵发性出血，令人瞠目结舌的细胞快速增生的急性白血病。其中
1.髓样细胞的癌症叫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
2.不成熟的淋巴细胞的癌症叫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另：成熟的淋巴细胞的癌症被称为淋巴瘤。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最常见的儿童白血病，而且迅速而致命。魏尔啸的学生比尔默描述的第一次已知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从首发症状到诊断到死亡，病情发展迅猛无情，持续不到三天。
同样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卡拉，她的情况虽然没有这么糟糕，但她每毫升血液中也有9万个白细胞（正常水平的20倍），其中95%是原始造血细胞——它们以疯狂虚度产生恶性淋巴样细胞，却无法成长为成熟的淋巴细胞——所有的癌症都一样，癌细胞过量增生同时，正常细胞的成长莫名其妙地终止。于是过多却无法成熟的淋巴样细胞，却无法履行其对抗细菌的正常功能。所以卡拉虽有大量淋巴细胞，却免疫力低下。
并且由于恶性原始细胞充满髓隙，没有留下任何造血空间，造成她的红细胞计数降得太低，已无法进行充分氧气供应——导致她当初的头痛。血小板也已崩溃到几乎为零——导致她身上的瘀伤。
法伯生在一个有14个孩子的家庭中，19世纪末从波兰移民美国后，住在一个犹太社区。他的父亲老法伯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学业，要求除了会犹太人的意第绪语外，还要精通英语和德语，且经常带些课本回家，希望每个孩子选择一本书熟读，然后为他做详细的读书报告。法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在大学中主修生物学和哲学（我这些年越发觉得一个人的哲学教育太重要了），毕业以后，因为流利地德语，他得以在海德堡和弗莱堡接受医学训练后，回到波士顿的哈佛医学院——这是当时犹太学生的一种特别的，有些无奈的求学之路。
他为人严谨细致，在波士顿儿童医院担任该院第一位全职病理学家期间成绩斐然。然而20年里，这样一名杰出的病理学家，被困在医院的后巷，成为“给死人看病的医生”，在这样的困局中，法伯受内心翻滚的“治病救人”的渴望的刺激，1947年夏天，他灵光一闪地注意到了白血病“可计量”之特性——在CT和核磁共振没有问世前，实体器官的固体肿瘤由于身体结构的遮挡，无法测量大小变化，而白血病细胞的计量却很容易实现。那么如果把一种化学药物置入血液循环中，通过血液中细胞的生死，可以评估药物的作用。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已经想到了，这就是化疗的雏形和原理呀。。。伟大的法伯！
这个时期，也是全美各地新发明药物的高产期。
比如，青霉素在1939年，还需要从用药患者的尿液中再提取回收，而到50年代初，青霉素产量达到了几千加仑；1947年推出了氯霉素，1948年四环素，1949年冬，从一个养鸡场院落的菌块中提取出来的链霉素。。。
在法伯所在的儿童医院，微生物学家约翰.恩德斯用旋转的塑料瓶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萨宾和索尔克在此基础上培养出了脊髓灰质炎疫苗。到了1950年，有一半以上的常用药品在十年前都是闻所未闻的。
同时，原本可以在几周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传染病——伤寒，随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尤其是清洁水源的出现，逐渐消失；肺结核的发病率也急剧下降。。。
从1945年到1960年，全美范围内兴建了近千家新医院，1935年到1952年间，求医患者人数从700万增加到了1700万。人们对“治愈疾病”也寄予了更大期望。半个世纪里，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从47岁增长到了68岁。
甚至年轻一代在梦想着没有疾病，没有死亡的人生（那么早就有这种梦想了哈哈，要说为什么要笑，因为我也有这种梦想哈哈）。
二战后，科学技术的伟大力量引发了变革，医学确实取得了横扫天下的胜利，然而，癌症却依然固我。早在19世纪90年代，由于外科手术大进步，有了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并且到了20世纪初开始用放射线杀死癌细胞（放疗），但都只能针对局部性的肿瘤进行手术切除或者放射线烧灼。直到1937年法伯开始化疗试验之前，无论是预防和治疗，都没有引入新的治疗原理。
抗癌医学之所以卡壳，即卡在”癌症的医学谜团“，也卡在”对癌症研究的全面忽视“上。然而，随着前文说的一般疾病的越来越罕见甚至消失，癌症渐渐成为全美仅次于心脏疾病的第二常见死因，再经过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斗士“的抗争，直至《财富》和《时代》周刊的文章激起了公众的焦虑和不满，急于表现回应的政治家们，才通过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共同起草一项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罗斯福总统在1937年8月5日签署的“国家癌症研究所法案”。
但是，贝塞斯达的国家癌症研究所短短启动几个月后，这一切就被二战打断了。
法伯在1947年进入“癌症世界”是，癌症已经再次成为一个政治上无声的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