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保定解放前出版的民办、当局主办的报纸的办报人员有些已联系不上，我决定请与这些人相识的梁葆顺介绍一下情况，重点是核对《1934年河北省新闻纸杂志社登记概况》上的信息、查阅报纸时获得的信息、其他人采访笔录上获得的信息的准确性。
1990年12月27日，我去了他的家。他家住在南白衣庵的一个杂院。他给我介绍了他工作过的报社的情况，重点介绍了他的同仁。由于他讲得随机，我记得凌乱，我回报社进行了整理。1991年1月3日又去他家，请他核对了整理稿。《梁葆顺采访笔录》内容如下：
关于《河北民声日报》
我不记得冉仁杰，我记得社长是烟光亚，当时人们对他很熟悉。该报多登地方新闻，内容追求趣味性，有的甚至很庸俗，如多登强奸等案件，有时还对妓院情况进行报道。烟光亚吸毒，当时有命令（似是宋哲元所下命令），吸毒者，不论何人，一经发现即枪毙。烟光亚在一家旅馆吸毒时被抓，旋即被枪毙，该报遂停刊。
关于《振民日报》
1933年前后，保师、育德等校的学生运动很活跃，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注意，因此《振民日报》很注意对学生的宣传。
关于日伪《河北日报》
一版编辑仲锡章。二版陈庚林。三版梁葆顺。四版王笑颖。记者郭恩先、王烈等。当时这些人都很年轻，都是考入该报社的。
关于日伪《保定华北新报》
日本宣布投降后，福岗离社。走前召开大会，不服气地说：“二十年以后再见！”这时编辑记者不再像往常那样怕他，有人就说：“那时还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你！”
陈庚林为三青团保定分团部的地下负责人之一，负责发展三青团。日本投降前夕，对梁葆顺说：“你得考虑出路，加入三青团吧，这样有个保证，不然可能要按汉奸处理。”梁葆顺、王烈、郭思先，都被他发展为三青团员。
抗战胜利后，郭思先、王烈、姚麟侪、崔文儒都去了中央社。
关于《华北日报》保定版
日本投降后，日伪机关的人员，能逃的都逃了，不能逃的也不知所措。这时一下子冒出许多国民党的地下人员，成立各种名目的组织进行接收（直到池峰城到保定，查禁了一些这类组织，并抓了一些人，才刹住了此风）。
就在这种形势下，郭明之来到保定华北新报，自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华北特派员，专门来接收华北新报。同来的还有总编辑王英楷、孙秘书，并创办《华北日报》（保定版）。估计他上边可能有人，并得到《华北日报》（北京）的认可。但很可能没有与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达成默契。因此，第二年春，报社便被省党部改组。
关于《保定晨报》
似为四开四版，也发表中央社消息。
关于《河北晚报》
《河北晚报》的支持者为中央社。中央社驻保定特派员为陈道履，他一直想在保定新闻界当“老大”，但他有个对头，就是国民党省党部办的《保定日报》，双方一直不合。
当时保定记者联谊会搞过义演，有点儿收入。这些钱由陈道履负责管理（这人比较正派，不至于贪污）。《保定日报》的梁一舟便组织人向保定高三分院起诉，说他财务不清。后来法院有个调解判决，双方积怨更深。
崔文儒被《保定日报》革职后，到了中央社。陈道履、崔文儒遂拉了梁葆顺、郭思先、王烈、康伯英（今名康斗南），准备出个晚报。主要想抢先发新闻，故意压《保定日报》一头。报名叫《河北晚报》。日报叫“保定”，晚报叫“河北”，也要以大压小。
筹建时，在中央社供给的房子办公，后搬到《振北日报》原址。我们都是兼职，梁葆顺为总编辑，王烈是编辑，郭思先、康伯英是记者。当时没有电台，中央社为他们提供电讯稿。
石家庄一解放，中央社跑了，郭思先、康伯英去了天津，只剩下梁葆顺和王烈支撑局面（省政府还没跑，王烈在省政府宣传处工作）。
1948年初，春节报社放假，报社对工人说，节后出刊就通知，大家上班，不出就算了。后王烈也随省政府去了北京，《河北晚报》就没有再出刊。
关于《河北晨报》
社址不记得是中山东街，实际上位于东大街，发行人崔文儒筹办时已在北京，梁葆顺与康伯英与他联系，他答应作发行人。在《河北晨报》工作没有工资，只有补贴。1948年8月中旬，梁葆顺离开报社，去保定中学教国文。报社由康伯英负责。
当时警备司令部、警察局、三青团、国民党清苑党部、专员公署对该报都非常重视，但哪家也不给经费。该报创办时，警备司令部给了半领纸，乾义面粉公司给了两袋面，这就是资助。当时还借用了警备司令部的汽车，把原振北日报的印刷设备拉到了东大街。
关于唐定尧
1944年时35岁左右，据说大学毕业。1944年梁葆顺去日伪《河北日报》时，他为该报总编辑。（陈庚林被捕后，兼编一版稿件。仲锡章到该报后，由仲锡章编一版。）唐定尧是个老报人，曾作为新闻界代表去日本访问，是个文化人，人很老实，活动能力不大。抗战胜利后，大约在10月份，国民党地下人员魏翕如与其关系不错，对他说：“老唐，你够了弦（指汉奸），快跑吧！”仓促间，去了东北。
关于赵立仁，
保定新闻界当时不知此人。有可能是北平《华北新报》为保定《华北新报》安排的发行人。故可能是北平《华北新报》的什么人。
关于陈庚林
日伪《河北日报》的编辑，三青团保定分团部地下负责人之一。曾因引起日伪当局怀疑而被捕。1944年出狱后仍在《河北日报》任编辑。日伪《河北日报》改为《保定华北新报》后，编辑部改为编辑局，任编辑局长。抗战胜利前夕，曾发展郭思先、梁葆顺、王烈等人入团。
抗战胜利后，先搞了个报纸分销处，后到傅庆隆组织的“宣抚委员会”任处长。池峰城到保定后，查禁该会，拘押人员，进行审查。事后，陈庚林去天津。1947年任天津《工商日报》社长。不知后来情况。
关于傅庆隆
原为师专教师，王烈、郭思先都是他的学生。抗战时期，是国民党在保定的地下负责人之一，后到《保定华北新报》任主笔。抗战胜利后，组织“宣抚委员会”，统管接收大权，并请陈庚林、郭思先、王烈去该会任职。池峰城到保定后，查禁该会。1947年春天，河北省政府新闻处准备发行《河北日报》，该处处长聘请他为顾问，负责出版《河北日报》（后未能出版）。不知后来情况。
关于郭明之（1945年时约三十二三岁）
1945年9月，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华北特派员身份，到日伪《保定华北新报》，并接收该报。同去的有他带去的总编辑王英楷和孙秘书。10月创办《华北日报》（保定版），自任社长。据推测可能受了北平《华北日报》委托。1946年初，国民党河北省党部派人改组该报，郭明之离职。由于新任社长曹方伯自有一班新人，王英楷、孙秘书也离开报社。池峰城到保定后，也想办报，郭明之、王英楷遂在保定警备司令部支持下，创办《振北日报》。《振北日报》停刊后，不知所终。
关于王英楷
抗战胜利之前，为北平某报记者。抗战胜利后，应郭明之之邀，来保定任《华北日报》（保定版）总编辑。1946年初《华北日报》（保定版）停刊。后于1946年10月任保定警备司令部支持创办的《振北日报》总编辑。《振北日报》停刊后，在保定任北平某报的驻保记者，后回北平。据说，解放后在邢台某中学任教。
关于曹方伯
早年从事教育工作。后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科长。1946年初受命改组《华北日报》（保定版）。任新创办的省党部报纸《保定日报》社长。因不甚熟悉新闻工作，1947年初，调回河北省党部，仍任科长。
关于魏翕如（魏理初）
早年就读于朝阳大学法律系。后任日伪《保定华北新报》编辑。抗战胜利后，公开自己的身份，为国民党清苑县党部执行委员，主编县党部刊物《曙光》。1946年2月，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创办《保定日报》，魏翕如任总编辑。1947年任副社长兼总编辑。1948年2月，《保定日报》停刊，生计遂无着落。经多次找有关部门，后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已迁至北平）暂住，月给生活费。北平解放，返回保定。
关于梁一舟
原为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宣传处的科长，1947年初，继曹方伯之后，任《保定日报》社长，比较活跃。《保定日报》停刊后，官复原职。
关于崔文儒
日伪时期，崔文儒为北平某报驻保记者。当时驻保记者工资有限，主要靠推销报纸增加收入。他爱人是伪河北省省长吴赞周的女儿，他在保定很活跃。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保定日报》记者，后因发同情小学教员罢教斗争的消息，被革职。1946年到国民党中央社工作，仍任记者。1947年10月1日创办民营《河北晚报》。当年11月石家庄解放，崔文儒去北平。12月底《河北晚报》停刊。1948年3月21日，《河北晚报》复刊，改名《河北晨报》，崔文儒为挂名发行人（在北平）。据说解放后，住在北京，在一个合作社工作。
关于姚麟侪
河北省满城县人。就读于河北省立第六中学（63班）。日伪《河北日报》创刊后，考入该报社任记者。抗战胜利后，与省会警察局局长徐宗尧相识，于1946年主编河北省省会警察局机关刊物《警钟》旬刊。（该刊在振北日报印刷厂印刷）后为中央社记者。1947年脱离中央社。1948年春创办民营《大河日报》。1948年秋，《大河日报》停刊，姚麟侪去天津。
苑战国笔录
1990年12月27日
所供信息，大致无误，此证。
梁葆顺
1991年1月3日
（除街道照片来自网络，其余照片原件均为笔者本人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