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舟卧滩水，白石冷平岗。近日乘秋涨，端思下蜀江。”
一九四九年秋天，张大千在《蜀江秋静图》上题下这首诗。落款处，他特意写了五个字：“成都西郭税牛广”。那时他住在成都金牛坝，那是他在大陆唯一一处自己买下的院子。院子里有他亲手栽的柳树，屋子是川西民居的样子，小青瓦，砖木结构。他在那里画画、写诗、会友，日子安静得像一潭秋水。
这首诗写的是蜀江。秋天的江水涨了，一只空船搁在滩边，白石铺满平缓的山岗。他望着这一切，心里想着顺流而下，回到蜀江的怀抱。短短二十个字，里面有景，有情，还有一个画家对故土最深沉的眷恋。
可是世人说起张大千，总先说他的画。他的画太耀眼了，像太阳，让人睁不开眼去看他身边其他的光。其实他还是一位诗人，一位学养深厚的文人。真正的大家，诗、书、画、文，缺一不可。如果只会描摹形貌，哪怕笔墨再精巧，也不过是个手艺好的画匠。张大千不是。他的一生，是用文气贯穿丹青的一生。
一、匪窟里的诗书
说起来，他的文学底子，有一截是在土匪窝里打下的。
一九一六年，张大千十七岁，在重庆求精中学读书。那年暑假，他和几个同学结伴回内江老家。那时候成渝一带不太平，土匪多得像地里的庄稼，一茬一茬的。他们走到大足邮亭铺，天黑了，在一座教堂里投宿。半夜里，土匪来了。
少年张大千被掳走。
土匪让他写信回家要赎金。他趴在桌上，提笔就写。那一手草书，流畅洒脱，土匪头子看了，眼睛一亮：“这小子字写得好，留下当文书！”
就这样，他从人质变成了“师爷”。
那段日子，现在说起来像传奇，可当时是真真切切的险境。土匪出去劫掠，回来时大包小包，金银细软。别人抢钱抢粮，张大千不一样。有一次，他翻到一个包裹，里面是几本书，一部《诗学涵英》，四幅《百忍图》。他把这些揣在怀里，像是得了宝贝。
匪窟里还关着一个人，是个告老还乡的进士，姓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年纪很大，头发全白了。张大千没事就去找他聊天。老人见他肯学，就教他平仄格律，教他作诗的门道。昏暗的油灯下，一老一少，一个教，一个学，外头是土匪的吆喝声，里头是平平仄仄的吟诵声。那场景，现在想来，真是荒诞又动人。
后来土匪接受招安，不料官府不讲信用，连土匪带人质一起围剿。张大千又稀里糊涂成了阶下囚。他四哥到处托人，花了整整一百天，才把他救出来。
回家那天，他瘦了一圈，但怀里还揣着那本《诗学涵英》。
多年以后，有人问起这段经历，张大千笑了。他说，那一百天，他学会了作诗，也看透了人心。一个人在最乱的世道里，还能守住一张书桌，这份心性，比什么技法都重要。我常想，那场匪窟奇遇，大概是他文人风骨的第一次淬炼。他后来一生不肯随波逐流，不肯为五斗米折腰，那份骨气，也许就是从十七岁那年的油灯下长出来的。
二、拜师与读书
从匪窟回来，张大千像是换了个人。他知道了，光有画笔不行，还得有诗文打底。
一九一九年，他二十岁，去上海拜了两位老师。一位叫曾熙，一位叫李瑞清，都是进士出身，学问大得吓人。两位老师教他什么？不是先教画画，而是先教读书。经史、古文、诗词、文字学、金石学，一一套地学。每天写短文，每周作一首诗，每月还要写好几篇题跋，交给老师批改。
曾熙定了一条规矩：“每画必题诗，无诗不成画。”李瑞清说得更重：“画可俗，诗不可俗；字可拙，文不可拙。”
张大千把这话记了一辈子。
晚年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我学画，先读书，后学字，再学画。曾、李二师，以经史诗文打底，以金石书法为骨，然后才是画法。”
这话说得实在。他的画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的画里有诗，有文，有几千年的文脉。那些流传下来的题画诗、序跋，看似是画的附属，其实不然。画是牡丹，诗文书就是枝干和绿叶，没有枝干，牡丹开不出来。
三、敦煌的孤灯
一九四一年，张大千四十二岁。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决定——去敦煌。
敦煌是什么地方？戈壁滩，风沙大，没人烟。他在那里待了将近三年，临摹了两百多幅壁画。条件苦得没法说。冬天冷得要命，住的屋子四处漏风。没有电，晚上只有一盏油灯。他就着那点昏黄的光，白天画画，晚上写诗。
他在北魏壁画的边上题了一行字：“笔底风雷起，毫端古意存。”——那是他看见千年笔触时的惊叹。他给弟子写扇面，不写别的，就写自己的诗。他说：“画是功夫，诗是魂魄。”
在那样的绝境里，如果没有诗文撑着，人早就垮了。他后来回忆，敦煌的日子，是一盆火、一盏灯、一支笔、一首诗，陪着他熬过来的。那些汉魏诗文、山水诗、画论，早就长在他身体里了，面对洞窟里的飞天和佛陀，他看见的不只是形，还有神，还有气，还有一千年前画师的心境。
敦煌的壁画后来流散了不少。清末王道士把藏经洞的宝贝卖给了外国人，国宝就这么没了。张大千去做的事，是抢救。他用摹本和文字，把那些脆弱的、正在风化的壁画一点点记录下来。这不是一般的创作，这是为后人留住火种。乱世之中，一个文人能做的，不过如此。
四、青城的山水与诗
一九三八年，抗战打起来了。张大千从北平辗转回到四川，在青城山上清宫住了下来。
青城山好啊。幽静，空灵，满山都是古木和云雾。他在那里前后住了四年，画了一千多幅画，也写了一百多首诗。
有个夜晚，我闭上眼睛去想那个场景——青城山的月亮，清冷冷的，山风穿过林子，簌簌地响。张大千睡不着，披衣起身，站在窗前，随口吟出一首：
自诩名山足此生，携家犹得住青城。
小儿捕蝶知宜画，中妇调琴与辨声。
食栗不谋腰脚健，酿梨长令肺肝清。
劫来百事都堪慰，待挽天河洗甲兵。
这首诗里没有直接写“月”，但你读完，满眼都是月光。他还在青城山上题了好些字，“青城山上清宫”“鸳鸯井”“观日亭”“天下第一峰”，刻成石碑，到现在还在。
他刻了两方图章，一方叫“青城客”，一方叫“上清寄居”。盖在画上，像是把自己的心也盖进去了。
山里的日子慢，慢到可以听见露水落下来的声音。张大千和道观里的道士喝茶，和偶尔来访的文人聊天，谈诗，谈画，谈天下事。那些年，外面的世界炮火连天，青城山却像一艘船，载着他安安静静地漂在时光里。他的诗文，就是在那样的山水间，一点点长出来的。
五、金牛坝的雅集
一九四七年，张大千在成都金牛坝买下一处院子，取名“税牛广”。这是他在大陆最后的家。
那时候成都文风很盛。谢无量、林山腴这些大儒，都是他的朋友。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先论诗文，再谈画。兴致来了，张大千铺开纸，研好墨，一挥而就。画完了，大家轮流题跋，你写一句诗，我补一段文，画里画外都是文气。
那段日子，是张大千一生中少有的安稳时光。他的文学才情，就在这样的雅集里，像春天的草一样，不知不觉就长满了整个院子。
可惜好景不长。一九四九年，他离开大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六、乡愁，是长在骨头里的
离开故土的人，才知道故土有多重。
张大千去了海外，先印度，后阿根廷，再巴西，最后定居台北。半辈子在异国漂泊，他的诗里却全是故乡。“万里故山频入梦”“梦中满意说乡关”——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思念。
一九六二年，他在巴黎画了一幅《青城山通锦屏》，题了一首诗：
沫水犹然作乱流，味江难望蜀醪投。
平生梦接青城宅，掷笔还羞与鬼谋。
他借江水写时局动荡，借青城写有家难归。末一句“掷笔还羞与鬼谋”，是说他不愿与奸邪为伍，哪怕回不了家，也不肯低头。这份骨气，和十七岁在匪窟里不肯丢掉书本的那个少年，一脉相承。
他晚年两次画长江。一九六八年，在巴西画了一幅《长江万里图》，气势磅礴。十年后，在台北又画了一小幅。一长一短，都是故国山河的寄托。画完，他久久地看，像是要从纸上看出一条回家的路。
我是在川剧里第一次真正读懂他的乡愁的。
内江有位剧作家叫邱笑秋，一九八四年写了一出川剧《张大千》。四折戏，名字都很美：《奈何，奈何》《鱼恋故渊，鸟归旧林》《佳节思亲》《梦回故乡》。整出戏就写一个主题——想回家，回不去。
戏里有一段唱词，我听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那是张大千老了，在台北望月：
张爰老也！张大千老也！
思乡心切，思乡心迫。
一杯苦酒邀明月，
一曲悲歌如杜鹃啼血。
晚年望月月如雪，
雪染霜头头似雪。
举目望月月悠悠，
冷月孤悬照客愁。
望月思乡思故国……
川剧的帮腔一起，那悲凉的声音像是从天上落下来的，一字一句，都是游子的血泪。我坐在台下，眼泪止不住地流。那是我第一次明白，张大千的画里为什么总有山，总有水，总有月亮——那些山水月亮，都是他从故乡带走的，走到哪里都揣着。
他为什么那么留恋故土？我想，不只是因为那里有他的家，更因为那里有他的文脉。一个人读过的书、写过的诗、受过的教育、交过的朋友，全都长在那片土地上。离开了，就再也种不回来。他的乡愁，不是简单的想家，是一个文人对整个文化母体的眷恋。
终究，他还是没能回来。两岸隔绝，身体又不好，经不起长途奔波。那个心愿，拖了一年又一年，最后成了一件憾事。
七、诗名被掩，风骨长存
张大千的诗，写得是真的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说：“作画真能为世重，题诗更是发天香。”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说：“诗卷长留天地间。”
可他的画名太大了，大到把诗名遮得严严实实。
据统计，他留下的有纪年的完整诗作有七百多首，加上零散题跋，总数过千。他自己出版的诗文集和后人整理的理论著作，有几十种之多。这样的文学成就，就是今天很多专业作家、诗人也未必能达到。
可是少有人知道。
世人多称颂他是画坛宗师，我更敬重他盛名之下的文人风骨。少年时身处匪窟，他惜书重文；中年时乱世漂泊，他坚守文脉；晚年时海外孤悬，他心念故土。他的一生，丹青是立身的技艺，文脉是终身的信仰，家国是不变的初心。
尾声
“虚舟卧滩水，白石冷平岗。近日乘秋涨，端思下蜀江。”
那首写在金牛坝的诗，后来被他带到了海外。他画了多少幅蜀江山水，就题了多少遍这样的句子。画上的墨干了，纸黄了，可那江水，始终在流。
从青城山到敦煌，从金牛坝到巴西，从台北到永远。他走了很远的路，可他的心，始终留在巴山蜀水间。
褪去画坛巨匠的光环，最动人的，是他兼修诗文书画的深厚底蕴，是刻入骨血的文人风骨。那份温润雅致的文气，那份滚烫纯粹的赤子之心，历经岁月冲刷，依旧光彩熠熠。
值得我们长久品读，由衷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