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证据表明，节育不利于优生—那些实行生育控制的民族，是否降低了国民的整体智力水平？假定聪明人比凡夫俗子更多地采用节育方法，那么文化人的功劳显然会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被蒙昧人群的生育抵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被我们所说的聪明，大多是个体教育、独特机遇和不同经历的产物，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高智商是通过基因遗传而来的。即使是博士的儿子，也必须接受教育，经历他们少不更事的谬误、教条、主义这些青春期麻疹的洗礼；我们也不能说，生活于贫困潦倒中的穷人，他们的基因中一定没有潜能和过人之处。就生物学的立场来看，在生育方面，生理上的健康可能比智力上的优越更有价值；尼采（Nietzsche）就认为，德国最优异的血液流淌在德国农民的血管里；从种族繁衍的角度来看，哲学家并不是最适合的材料。
在希腊和罗马的历史中，家庭节育也曾起到过一些影响。我们惊奇地发现，恺撒（Julius Caesar）于公元前59年对罗马那些子女众多的家庭予以奖励，并且禁止没有孩子的女人搭乘轿子，以及佩戴珠宝饰物。而奥古斯都（Augustus）大约在40年之后又重申了这项法令，只不过好像同样没起什么作用。在上层社会，推广节育持续，与此同时，来自北日耳曼、希腊以及犹太人的移民充斥意大利，填补并改变了意大利人口结构。极有可能的是，这种种族的改变，削弱了居民抵抗政府无能，以及抵抗外部攻击的能力和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