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里根自传》(An American Life)中,记载着一段耐人寻味的经历: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则新闻 :一位年轻人在前往公司面试的途中因见义勇为救助他人而耽误了时间,最终错过面试机会。这则看似普通的报道却让里根总统深感不安,他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绝不能让好人吃亏。再三思量,他拨通了那家公司的电话,恳请给予年轻人重新面试的机会。公司高管商议后同意了这一请求,里根特别强调他无权要求他们录用他,最终是否录用需依据他们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该年轻人的工作经历、学历和其他任职资格。里根只是认为,让一个人因行善而失去工作机会,这对他是不公平的。
里根总统对权力边界与道德守护的精准把握恰到好处:他没有以行政命令强制企业录用,而是通过 “道德呼吁” 的方式介入,既尊重了企业的自主权力,又传递了对善行的支持。在他看来,年轻人能否通过面试属于能力筛选范畴,但因 “行善” 而失去竞争机会,则会伤害社会价值体系。当个体因践行道德而承担成本时,社会理应有一个纠偏机制。
这件事看似微小,却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不让好人吃亏” 不仅是里根的信念,也是我们这个社会很多人多年以来持续不断呼吁的话题。我们时常看到类似新闻:老人倒地无人敢扶、恶行面前无人敢管、救人者因医疗费用陷入困境……, 这些现象若持续蔓延,将对社会道德体系造成重创。当普通人准备行善时,往往会陷入 “行善成本” 的纠结:扶起老人会不会被讹诈?救助他人会不会损害自身利益?做好事是否会得不偿失?事实上,社会中善良的人并不少,他们的 “不作为” 更多源于对潜在风险的担忧,害怕因自己的善举给自己惹来麻烦。
尤其在权力相对集中的社会体制下,唯有权力愿意为道德 “站台”,甚至为道德提供最后的保障,社会道德生态才能重新步入良性循环。道德建设不仅需要倡导 “舍己为人” 的精神,更需要构建 “好人有好报” 的现实。当社会通过制度设计、舆论引导,让践行道德的人没有后顾之忧,才能让更多人在关键时候敢于选择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