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朋友聊天，说起一个发生在春秋的故事。
宋国卿大夫南宫长万，因君主宋闵公嘲笑他打败仗（嘲笑过好几次），恼怒之下，将其杀害，然后率领家兵发动政变，妄图另立新君。另外一名大夫——仇牧，听到消息后率家兵前来搏战。在对决中，仇牧被杀，但为了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拒绝下跪的他在临死前竟做出这样的举动：咬住城门门环，以让自己站着死去。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朋友表示深深的怀疑：记载这段历史的人是有目的吧？这种典型能让某一部分人从中获利吧？
我大致明白了他的逻辑：站着不死的“仇牧”是“忠臣”的形象，是要让人学习的，而获利的是“统治阶级”。
言下之意，就是他从根本上怀疑这一事件的真实性，甚至可以这样说，因为受了某些历史怀疑论的影响，他认为大部分中国历史都是不可信的，是编出来骗人的，是为“腐朽的统治阶级”服务的。
说到底，这种思维仍旧没有跳脱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九年义务教育”的思想范围，涉及“历史”，即用此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观察世界。
对于很多缺乏历史常识的人来说——“也就是商朝之后是什么朝代我不知道”的热心网友们来说，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用现代思维甚至是清宫戏、后宫戏的阴谋论去揣摩历史人物，只能是鸡同鸭讲、驴唇不对马嘴。
当然，要证明仇牧不是一个多数人所想象中的“忠臣（这个词其实已经变味儿了）”，首先要知道的若干点是：在春秋时代，并没有“皇帝”，没有中央集权，没有独夫专制，周天子徒有虚名，各诸侯国的国君的权力也被若干大家族分摊，大家族的权力又被若干小家族分摊……一国之君的权力极其有限，而且这些贵族之间都有“规矩”，都有“操守”，整个社会也有“法度”，很少有人敢于触碰甚至打破道德的底线，因为那样做的代价非常之大。
在政治学中，这种政治模式类似于西方的“贵族共和制”。
所以，当鲁国大权臣季孙斯使用了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舞蹈阵列后，孔子可以批判他“是可忍孰不可忍”，而不用担心被查水表。
同样地，在紧随其后的战国时代，孟子可以当面指责魏惠王不务百姓福祉，而这位君王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说句“天气不错”之类的话把话题岔开，对孟子的批评指责，不敢反驳，不敢否认，没有——也不能——对其治罪。
西周建立之初，用分封制和井田制确立了一直维持到春秋时代这六百年间的政治模式：天子、诸侯、大夫、士、平民，五个等级，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共建和谐社会。
在这种模式中，周天子名为天下共主，但其实其具体的行政权力很小，他更多的职责是祭祀和外交，具体的行政、军事、经济操作均为由各国诸侯担任的“卿士”所完成；而诸侯和周天子差不多，他们通常很少直接参与国政，而是任命大夫治理国家；而大夫又任命士治理家族；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庶人，则主要由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三大群体构成，这些人各司其职，或是务农，或是做工，或是经商，技艺和财产传承有序。藉此，天下太平，秩序井然。
其时，“权力”这种东西分散于周王国和各诸侯国之内的各个贵族家族中，而各家族又互相制衡，无论是治理河道、修建殿堂这样的工事，还是抵御外辱、扩建军队这样的军事，基本上都要经过公共会议裁决，而君主往往没有力排众议的权力，有的只是盖章的义务。
所以，对咬住门环而死的仇牧的怀疑，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当时仇牧的死，并没有某个具体的人“从中受益”——他不是为“君主”而死。
那仇牧为谁而死呢？
前面说，春秋时代的社会有“法度”。这种法度，就是周礼。
周王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创制了“周礼”，然后周人把这些先进的文化制度散播到各诸侯国，同化了诸侯国内很多崇尚火拼、血亲复仇、部落战争的落后民族，这些野蛮人也渐渐地发现，周礼其实就是一种“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制度，比如不能随便杀死君主和父亲，不能随意更改君主的继承人，不能滥杀无辜，不能不宣而战……这就是“法度”，而人们选择共同遵守，并达成共识：只有在遵守这些礼仪文化的前提之下，国与国之间、人与之之间，才有底线，才有畏惧，才有安定，才有“世界和平”。
但南宫长万公然破坏“法度”，以下犯上，杀死了国君宋闵公，而和宋闵公关系并不和睦的仇牧不是幸灾乐祸，而是冲出去拼死一搏，他所捍卫的，正是数百年来维持世界和平的周礼，是他和天下人都从中受益的“法度”。
当一种价值观（比如民主，比如法制）成为绝大多数人所奉行的信念，并因这些制度而受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去维护它，捍卫它的尊严。春秋时代的贵族精神和从中世纪流传至今的西方骑士精神、契约精神并无二致。
春秋时代另外一个牛人——晋国大夫狼瞫，他曾说“死得其所”，即死得有价值，死得“好看”。这是春秋时代通行的价值观，所谓“忠孝仁义礼智信”，从这个层面上讲，数百年后的楚霸王项羽，宁死不肯过江东，也是这种贵族精神的体现。
说到这里，又想到一个春秋时期的故事：齐国君主齐庄公和权臣崔杼的妻子棠姜通奸，还从崔杼家里拿走崔杼的帽子，赏给别的大夫，崔杼遂杀掉了齐庄公。齐国史官太史仲如实地记载了这段史实。
崔杼对于史官记载齐庄公和自己老婆私通没有异议，但一看史官还写了自己杀害君主的事（“崔杼弑其君”），便不高兴，派人杀掉了太史仲；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接过刀笔，继续写“崔杼杀害君主”，崔杼又把太史叔杀死；太史叔的弟弟太史季接过刀笔，崔杼劝说太史季将齐庄公的死写成“因病暴毙”，但太史季不从，继续写“崔杼杀害君主”。崔杼无奈，不敢再动史官。后来太史季在城中遇到另外一位史官南史氏，原来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害，是专门冒死来继续书写这段史实的。
当然，这些事件是很少能在中国电视剧中看到的，因为：那个时代的精神，有悖于这个时代的精神；那个时代的气质，威胁到这个时代的气质。
有人在用教科书的概念、清宫戏的阴谋和后宫戏的诡计来教育和鞭打人们，以至于多年以后的今天，当人们听说司马迁因说实话而被阉割，不惜一死也要在史书中痛斥当权者劳民伤财时，要么怀疑他别有所图，要么会冷笑一声，然后无关痛痒地骂上一句：傻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