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母亲走后的第27天，我时常想起母亲躺在灵柩里的样子，整齐的寿衣以及安详的脸庞。

夏天清晨的乡下，早上6点就开始有鸟儿的啾啾喳喳的叫声。

打开窗户，刚好能看见爷爷生前种的李子树，上面已经嫁接了半树奈李枝，因此一树上能生出两种果子，现在正是快熟的时候。此时，太阳还未升起，夹杂着泥土芬芳的空气，带着清凉，是可以磨灭你的起床气让你神清气爽的。

奶奶在楼下厨房忙碌着给三个外孙准备早饭，吃完他们需要走一个来小时才能到达村上的小学，他们读的年级不同，一个5年级大姐姐，一个2年级小姐姐，一个幼儿园的弟弟，但都有着有点儿脏的并且重重的书包。

今天已经不需要给母亲放鞭炮、点高香、烧纸钱祭饭了，也不需要傍晚的时候去烧去的纸屋旁点油灯了，因为头七（我们这称逝者出葬后的头七日为头七）已经过了。现在只需安安静静地盛上一勺饭，放在那，然后过阵子，再给爷爷盛一碗，最后，再倒进饭锅，我们自己再吃。

这是自我在外地求学工作多年以来，似乎是第一次在这养育我的乡村里，度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初夏。再往前推，已经是停留在村上读初中那会，母亲还很年轻，在家带着我和读小学的弟弟，那时放学回来，刚好午后，收拾得很干净的宽敞厨房，窗户外透过几丛绿竹洒进来的阳光，慵懒而清凉地洒在有粉红色的小格瓷砖的地面和灶台上，偶尔随着微风摇曳几下。那时，碗柜里偶尔有特意给我留着的一两瓣西瓜，还有那时妈妈给我们买的“聪尔壮”小包装的奶粉。那是2005年的样子，我们刚好盖上了在村里还算时髦的新房子。

母亲是因病去世的，享年仅四十七岁。从县医院回来后的第二天下午，母亲就走了。

母亲在医院苦苦挣扎的最后的日子，一幕一幕还在眼前。

16年10月，母亲在饮料工厂上班，突然吐血，听父亲说吐了大概有一俩饭碗。然而，母亲一生质朴勤俭，舍不得花钱，父亲也并算不上是个很能疼母亲的人，很多事情上他们观念不合，因此，爸爸催促了一两个电话，让母亲别加班了，早些回家，去医院，母亲不听，觉得扛得过去，父亲拗不过，最后才打电话给我，当天已经快晚上零点了，母亲有夜班，我很心急的打电话给母亲，告诉她不能再加班了，现在就让爸爸去接她，我明早就回去带她去医院。

母亲一向听我的，很听话地回家了。第二天，我们去了医院，诊断出肺部支气管的问题（具体什么名称我已不记得），当时被下了病危通知书，如果不能控制吐血的症状，随时有生命危险，需要输血。然而，却诊断出母亲为O型Rh阴性血，也就是所谓的熊猫血。我们尽管惊慌，最后还是通过各种途径找到了血源。母亲住了一个星期的院，恢复得很好，也并没有遇上需要输血的危险时刻。

然而，如果这就是故事，或许上帝嫌太平淡。

出院那天，母亲说刚好要复查，顺便把头部也照一下吧，最近老是头疼。

其实，母亲一直有头痛的毛病，十多年了，每每都是自己调点盐水，在眉间刮下痧，然后休息下，就算过了。这种活，我小时候经常做，小小的手，学着大人的模样，用中指和食指并在一起，蘸点盐水，去一顿一顿地捏夹母亲眉毛间那块区域，慢慢的，那块皮肤会变红，这也就说明体内有痧，刮出来就好了。那时候，不曾知道母亲只是舍不得钱去看医生，也未曾能体会病痛是种什么感觉，只是单纯地认为，母亲是依靠，永远不会倒，这样的小活，甚至还有点好玩。

CT结果出来,医生把父亲、我、弟弟叫到了办公室，告诉我们，你母亲头部显示有一块比较大的阴影，不容乐观，建议你们尽快去上级医院确诊。我们当时并没有告诉母亲，假装一身轻地，高高兴兴带妈妈回家，毕竟，刚从一场病痛走出来，还是应该享受下全身无病痛的轻松。

当时，正值国庆假期。出院后，度过国庆小七天，带母亲去了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三甲医院。当时略瘦的母亲，加上晕车，在医院等医生就诊期间，已经显得稍有疲惫，原本就大大的眼睛，此刻已经显得整脸只见眼睛。

那时，正值我读研二，第一次觉得母亲老了，即使那时母亲还只有四十几岁。接诊的是位已有白发的老医生，做了核磁共振，考虑神经内科方面的脑膜炎方面的问题（具体疾病名称，我还是不太记得了，或许，大脑有种功能，不好的记忆，它会帮你优先作清除处理）。拿了些药回去吃，本来指望可以稍有见效，然而却让母亲更加头痛欲裂，于是吃了几日，便作罢，然而，药停了，母亲的头痛并没有停止。

于是，父亲又带母亲去了当地另一家二级医院，住了几天，症状根本控制不住。这才急诊转了另外一家三甲医院，细节很多，不过一切细节都不如一纸疾病诊断书来得让人印象深刻——“脑胶质瘤2级”。对此方面稍有了解的人们，大概都知道，脑胶质瘤意味着什么，“高复发率”，“预后极差”，“人财两空”等等词汇，恶魔般地弹出在脑海里......

第一反应，我们庆幸，是2级，不是4级。母亲术前（说是手术，其实是活检基础上，最大程度地取掉病灶部位）一直犹豫，是否手术。那时的母亲，还有一头秀丽的黑发，同病室的老乡病友，患脑动脉瘤，也是一位乐观胆大的中年母亲，闲聊间，得知孩子还在读初中和小学。她给了母亲不少信心和勇气，告诉母亲手术不过就是一觉睡过来就好了.......可是，她却从没料及，像她这种完全可以手术治愈的病，也因为一点点的操作失误或是术后调整没做好，让她面瘫了很久，一侧也运动障碍了很久，至少有好几个月吧.......。

而我的母亲，术后ICU一天后，转出来一天不到，便出现昏迷，又转进了ICU好几天。我记得当时那位年轻帅气的医生，在我母亲出现昏迷时他的紧张，事后告诉我，他当时也被吓得不轻，不过还好，抢救及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ICU那几天，每天只能定点探视30分钟，听里面的护工说，妈妈稍有精神一点，就会在里面唱歌，她们逗她说，你唱歌可好听呢，怎么哪首歌你都会唱。其实，当时，母亲并不是完全清醒的状态，我们进去探视的时候，她甚至不知道我是她女儿，不知道她是在哪，但她每天都念叨她有个很乖巧的女儿，很帅气的儿子。时不时地问，“我女儿呢，我妈妈呢，我儿子呢”。进去探视地时候，我们会尽量给母亲喂点东西，母亲一直操心我的感情问题，在那种情况下，她却还是时不时地说出“小周呢？是小周吧”。我跟小周在一起之前，母亲没少在我面前说他好话，她格外挂记着他，尽管那时，我们感情并不是很稳定。

在医院调理1个月后，我们在16年12月份出院了，回去后，带着手术的后遗症，我们度过了一年没进医院的时光，除了期间两次复查。

期间，弟弟念完中专就全职在家陪母亲了，父亲一如既往地工作，这期间，我完成了研究生论文，找了份还算可以的工作。一逢放假有时间，便回家陪母亲。

母亲一生，都在忙忙碌碌，拼命挣钱，出院后因为视力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便只能在家。期间，母亲性情一步一步变化，从刚开始的爱笑、爱说、爱走到后来的极其烦躁、嗜睡、不愿动。

18年的12月份，母亲已经开始出现喷射性呕吐，我们都也明白，事态已经严重了。便让父亲与弟弟先带母亲回老家了，本打算直接回去就去我们家乡某全国闻名的一家三甲医院，然而，由于快过年了，便耽搁了，像过完年再去。这时的母亲，已经不能好好吃饭，经常是喂在嘴里的食物，已经不愿咀嚼，不愿吞咽了。走路都需要我们扶着，眼神已经看不出什么情绪。

家里的亲戚也都一波一波地来家里看望母亲，他们都会给个几百块钱给母亲，这时的母亲，已经不会说话了，亲戚给钱她了，她就紧紧握着，坐在那，任凭你们围绕着她说些她似乎听不懂的话，然后望望你们。很难得的一次，大舅他们来看望母亲，不知是说了句什么，母亲望着大舅微微笑了笑，大舅说：你看着我想笑，而我看着你，我却想哭......母亲依旧又笑了会。

那时的母亲，已经跟二三岁的孩子差不多了，白天搬个竹编躺椅出去，放在阳光下，再摊床被子，母亲可以在上面安静地睡很久。那时看着母亲稍有皱纹的眼睛上，长长的睫毛，睡着的样子，安静地像极了个孩子。

大年初四晚上8点多，母亲头一次突发大癫痫，昏厥了过去。紧急送往医院后，继而又癫痫了三四次，全身发作的那种，后来症状得到了控制，而却留下了不可逆转的神经性功能损伤。但至少，母亲还能喝下一碗粥，那时。我清晰地记得，年初七晚上，我需要赶去另一个城市上班了，走之前跟母亲说我要出去上班，过几天就回来，你要好好的。几日不曾说过话的母亲，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我，含糊地嗯呀了三声，我知道母亲在努力回应我，只是母亲已经说不出话了，语言功能区遭受了病灶增长的影响。

随后，待我再次回去，我们费劲周折将母亲从县医院转往我们省全国闻名的一家三甲医院。我们费劲周折，才能联系上个急诊床位，再叫救护车去接人，而救护车费用一趟就需好几千。最后我们被安排在急诊区的抢救一区，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陪伴母亲，只有有事需要与家属沟通时，我们才得以能进去探望一眼。我们经常透过抢救区玻璃门上一点点未被遮住的空袭，往里望，看看母亲怎么样。

经过我们不懈的沟通与坚持，过了几日，终于能转到抢二区，可以允许我们一个家属在里面陪护，早上查房时间的2个小时，我们还是不能留守，抢二区里面全部都是紧急送来抢救的病患，每天每夜都很吵，每个床位能有的空间也很小。坚持了几日，我们挂号看遍了神外的所有医生，询问能否安排住院床位，得到的统一回复均为，床位很紧张，您母亲这个症状目前已经没有手术的必要了，尽早回家吧，放化疗也不见得有效，已经太晚了，她的身体各项机能，很难说能扛得住放化疗，况且，放化疗会引起颅内水肿，进而导致颅内压升高。嗯，那时母亲确实已经每天都需要依靠甘露醇与甘油果糖来降颅压了。

后来，稍微稳定点后，转去了急诊留观区，说是留观区，其实我们还是特例，那里都是术前或术后没有生命危险或正处康复期的病人，而我们不一样。期间，我们还是面临医生的各种催促，回去吧，回去吧...我们不愿放弃，花重金给母亲做了基因检测，试图寻找国内外对其有效的靶向药物，然而，基因检测结果显示，母亲对国内外常规成熟的化疗药物，全部不敏感，我甚至去找寻了各种新药实验，申请名额，也很遗憾，未能满足条件。

期间，父亲、17岁的弟弟、我、我们三个整日整夜轮流守候，同时也拿着厚重的MR片跑遍了那座城市所有的三甲医院。得到的答案不约而同地一致：回去吧，最后都会人财两空的......

母亲在急诊留观区，状态其实是一天比一天不好。后面高烧到42度，整夜退不下，也不愿吃任何东西，那时我们还无畏地坚持着不给母亲插胃管，我们抱着最后一丝挣扎，如果插了胃管，母亲的自我吞咽几乎完全不可能得到恢复，那意味着，一个正常的母亲会离我们越来越远，永不回头.....而我们坚持不插胃管，母亲或许可以慢慢恢复，哪怕这个慢慢的过程不那么快。

其实，我们内心深处，深知拒绝插胃管是件毫无意义的事情，那种情况下，从营养供给的层面来看，插胃管绝对好于不插，而我们只愿执拗地坚持着渺茫至极的一丝希望。就像那种孩子抱着自己的布偶娃娃般，不允许微风拂乱她一丝头发。

因为高烧不退，母亲又转去抢救一区。当晚，母亲血压降到40-60，而心跳维持在130-145/min，急诊科那位年轻的值班医生，没过一会就急匆匆地来看一下母亲的情况，他紧皱的眉宇，让我们的心一次一次揪紧，直到他跟我们说，你们做好心理准备，我怕是熬不过今晚，你们抓紧联系当地医院或者是回家。

嗯，那天晚上母亲熬过去了，第二天上午，我们便转回了当地医院。走的时候，母亲睁大眼睛，显得异常清醒。在县医院，我们终于接受给母亲插查了胃管，那几日，母亲反而比在上级医院恢复得好，高烧被控制住，有了食物供给，母亲面色好了很多，然而我们不能忽视的是，母亲颅内的病灶一直在发展，只是脱水与抗癫痫的药物一直在有效控制着。

如果求医路上，不存在任何部门任何角度的杂念，那故事就不会那么曲折。

不例外，我们天天遭受县医院科主任苦口婆心的“好言劝说”，“在我们这不是长久之计，你们看，每天花费好几千，而我们并没有能力根治，再说了，这病本来就治不好，你们还是转上级医院或者回家吧”

我们说：“我们知道治不好，上级医院就是建议我们回当地医院姑息治疗了，很明确，姑息治疗”

住院大概20多天，科主任每天不厌其烦的劝说，最后大意就是：“你们的病我们这治不好，请你们不要在这里占用床位。”

期间我和弟弟拿着一踏片子又去了市里以及省会城市的好几家医院，终于遇见一位又给了我们些许希望的医生。

因为母亲脑胶质瘤的病灶并非生长于控制其语言与意识功能区，而母亲却出现严重的语言与意识障碍。好些年之前，母亲有过一次煤炭中毒，而MR片显示母亲从术前到术后，一直有一块较大的偏白区域，这位医生说有可能就是这块偏白区域导致的脑意识与语言功能受损，可以试试高压氧看能否修复一部分。

因为那是一家专门的脑科医院，我很欣喜得到不一样的解释，之前所有医院对此的解释均为“这很奇怪，只能说可能是因为颅内压高导致，因为母亲病灶生长的部位只会影响她的视力与运动区，与语言意识功能区不搭界，况且从母亲的MR来看，其手术部位并没有很明显的复发，可是母亲症状确实如此严重，他们都选择让我们接受这病只会人财两空的结局。

我憧憬地从市里联系了救护车回县里，然而在回县里的路上救护车抛锚了，我们半夜12点多才到达这家脑科医院。转入后几日，看母亲情况还算稳定，于是我抽空出了趟差，然而在我走后的几日里，母亲情况开始变得不好，偶尔需要带氧气面罩才能维持正常血氧，反复高烧，原本还有点力气的左侧也开始变得完全瘫痪，甚至打药水后，母亲身体会有些肿，而全身也已经很难找到一处能扎针的地方，有时，打一个留置针需要好几个护士打一上午。

出差3日，我便赶回了医院。期间，接到姨奶奶的电话，说奶奶一个人住在我们家，那天晚上凌晨4点多，奶奶听见高跟鞋哒哒的声音从堂屋走到厨房，奶奶一个人在家，并不敢起床开门，于是坐起来认真听，到厨房后门时就没了声音。

我一直不信鬼神，对风水也是无所谓的态度，认为信其则有，不信则无。然而，直到母亲这样生病，我有千千万万的理由说服自己去信，我不愿放弃任何一点可以回转的机会。老一辈们说，这是将逝之人，回去收脚印了。他们会去生前所有呆过的地方，把自己的脚印收回来。

也说，有人将逝时，家里或亲戚家会有一些奇怪的声响。姨奶奶说，姨爷爷病逝之前，他们的井盖旁就出现抨击抨击撞击的声音；而爷爷走之前，姨奶奶家的孩子甚至看到了爷爷带着草帽的背影，他们说那是爷爷的生魂，不久，爷爷就因为摔了一跤，而走了。

奶奶之前去给母亲去逛了神，说有三个鬼缠着母亲，一个被电死的，一个车祸而亡的，一个摔跤而逝的。根据道士说的破解之法，便是把个草把人儿，穿上母亲的贴身衣物，放在十字路口烧了。

能说什么呢....以前再不信，我们现在都通通试了个遍。

有没有效果不好说，总之，在听闻了奶奶听到脚步声的消息后，我们不久就打算将母亲转回县医院了。然而，当我们再联系原来神外科的主任和主治医生时，我们打了差不多十多通电话，好几段微信，都未见回复。好不容易换个手机号，科主任接了，然而还是一向的说辞，转我们这没用的，我们没有办法的，况且我们床位很紧张的。父亲说：麻烦您帮帮忙，我们知道没希望，现在只能回去姑息治疗了，我们也....."没等父亲说完，电话里就传来”嘀....嘀"的声音，嗯，对方挂断了。后来，就再也没有被接通过。

无奈，我们只能找了熟人转回去当地镇卫生院，然而镇卫生院的医疗条件相当有限，没有中心供氧，没有吸痰装置，甚至没有心电监护仪。呆了一晚，我们只能打120，急诊转回县医院。县医院里，之前入住过的神外科室，其实还有很多床位，只是简单地不愿接收我们。后来接诊的120医生帮我们争取到了神经内科康复科的走廊床位，入住好已经晚上11点了。

当晚，母亲似乎异常清醒，已经很久没有像当晚那样，眼睛睁得很开，望了我们很久，还举起左手一直试图摸我和弟弟的脸颊，但因为母亲视力早就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有一大片视觉盲区，因此，每次摸我们时，总是会摸到脸颊旁边，并没有摸到脸上。

弟弟很自然地伸手把母亲的手拿到自己脸上，对母亲说着：“妈妈，醒了呀，想摸我的头吗？”母亲很精神地睁着大大地眼睛望着弟弟，这个17岁的稚嫩少年满是温柔，而母亲那双有着长睫毛地扑闪扑闪地大眼睛好看极了。

第二天，我们有幸转进了病房，有一张比较长的柜台供我们放东西。我们东西很多，毕竟一家人连续三个月都在各个医院辗转。

这次庆幸，遇见了当时愿意收留我们的科主任。后面的这段时间，母亲能睁开眼的次数越来越少，喷射性呕吐频繁发生，全身开始肿，双腿像灌了铅一样重，钠、钾等微量元素含量频繁不正常，高烧不断，有时烧到四十一二度，我们每隔十多分钟给母亲插一次身子，冰敷、退烧药、退烧贴全用上也无济于事、医生解释说，母亲的体温调节中枢已经开始急速衰退，我无法想象当时的母亲在承受着多大的痛苦。

回忆到这里，我感觉每一点记起，都很沉重。父亲贴近母亲的脸庞，深情而又十分心疼地看着母亲，轻轻呼唤母亲的名字；我忍不住会老是蹭蹭母亲滑滑的脸蛋，看那长长地睫毛下微闭的双眼，告诉母亲：“妈妈，我们快好了，马上可以回家了。”

母亲百分之八十都处于昏迷状态，在经历几次夜晚喷射行呕吐，瞳孔放大、一大一小的症状后，基本上已达脑疝。到后面，护士打针也已经很艰难，PICC置管也极具风险，或者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再去置管。科主任不止一次地让我们考虑住进ICU，毕竟ICU里抢救措施齐全、说你们家人也不必这么累。

我们坚持不进ICU，母亲承受的痛苦已经够多，我们只想，在母亲最后的时光里，她放不下的我们，都在她身边。然后，我们与医生签了协议，如果紧急情况出现，不施与任何抢救，尽量减少痛苦。

后面，能不用的药水我们都不用了，母亲全身已经全部都肿了，身体已经不受药，双腿肿到发亮、脸上也是、手部也是，而手臂却瘦到很小，双手双脚双腿到处都有打针抽血留下的块块淤青。

到了后面，我们三经常会发生争吵。父亲不忍心看着母亲如此受罪，想尽快回家，而年幼的弟弟坚持能住医院就住医院，毕竟靠药水吊着，我们能多见几日，而我，相当挣扎，他们两的想法我都能理解，可是我很难做出一个决定。

就这样，熬了20多天，直到有一日，给母亲喂的东西，在吸痰的时候，全部从鼻孔里吸出来了，一升多的黑色液体；立即抽血检查，结果说母亲胃内容物有霉菌，说明胃部已经不消化，而当时，也已经不拉大便。而第二天，另一位主管护师来给母亲吸痰的时候，发现胃管卷曲在喉咙处，或许是这样，东西一直没被喂进胃内，才导致母亲那两日，血氧一直上不来，而一吸痰，就吸出大量黑色液体，甚至有时候，我们给母亲拍背，黑色液体就能从鼻孔里流出很多。看着母亲历经着此般痛楚，内心那种难过和心疼，就像母亲是我的孩子，婴儿一般大小，她不会说，任由你们处理，而又很乖，那么大的痛楚她不哭不喊，默默忍受。

那时，母亲的一只手，还能微微地动一下，我们每次抓她手，母亲都费劲全力抓紧我们。医生说母亲那是条件反射，母亲一直是昏迷状态，而我们不相信，一直觉得母亲她有时是很清楚的。

那两日，母亲的情况急速恶化，不排便，稍微喂点东西，都能被吸出来，成为大量黑色液体，心率开始从130-150下降到110-120，而血压只能天天靠药物泵入，来勉强维持临界血压。医生一次一次叫我们去谈话，认为这种情况一旦脱离升血压的药物持续泵入，熬不过两三天。

那位光头的医生告诉我们：上海华山医院作的权威调查，脑胶质瘤病人的平均生存期为18个月。我母亲之所以能扛这么久，完全是因为年轻，身体各项机能很不错，尤其肾脏与心脏。心脏一直在奋力向全身输血以维持正常血压，所以它才会一直跳那么快，而从当时那两天的情况可以看出，心脏已经累了，在血压升不上的情况下，心脏却越跳越慢了......

于是，第二天，我们就办出院手续了。一早，我和父亲便去医院门口租医用制氧机，雾化机、去买甘露醇和甘油果糖以及雾化用药品、棉签等等，可怜巴巴地请求护士们帮我们打两个留置针回家，很感谢那位认真勤恳善良的小护士，在其他人都拒绝我们的时候，她帮了我们。而那早，小雨一直下，母亲却非常平静，似乎知道我们要带她回家了，她乖乖地在等侯着。

救护车很烂，回家的路程，需要颠簸一个多小时。我和弟弟在救护车后箱努力把着母亲，尽量减少母亲摇晃，而我自己也被晃得一路特别想吐。因为出院后，就没有再继续升血压的药物了，我们路上一直在给母亲测血氧、心态和血压。很多次都显示心跳只有40-60，我很慌，弟弟说应该是颠簸影响测量，我想也是，但心里却还是极其担心。

母亲硬是撑过了这一路。回到家后，我们安装好制氧机，开始一刻不离地照看着母亲，借来了心电监护仪，血氧一低就翻身拍背、给母亲做雾化、用注射器当压力机，给母亲吸痰。那天下午4点多到家，然后，那天晚上，母亲血氧老是维持不了多久，就又低下去了，而心跳一直只有40-70，我们还侥幸地以为或许是机器的原因吧，而血压，我网上买来的电子血压仪基本上测量不出血压值，偶尔测出来了也只有40/70的样子。

那一晚，我们三几乎没睡觉。第二天上午，外婆赶来了。母亲的呼吸变得越来越难，呼吸一次，全身都跟着起伏，呼吸速率越来越慢，每一口呼吸都变得沉重。而我们压根也不敢多给母亲喂东西，一来，已经不消化，二来，怕喂进去就反流，堵塞气管，影响呼吸。在回家后，因为路途中氧气的供给不足以及没有任何营养针的注入，母亲原本肿得充盈的脸，一下子就枯萎了般，眼皮开始缺水，现出很多皱纹，眼袋慢慢变黑.....

而母亲的手脚也开始变得暖和不起来，因为血压升不上来。而呕吐症状还一直有，即使没进食东西。瞳孔也一步步变大，对光反应越来越微弱。下午两点多，让父亲赶紧赶往镇卫生院买升血压的药，外婆，弟弟，我一直守护者母亲。

下午三点多，母亲的呼吸开始一顿一顿，每次呼吸，胸脯跟着起伏很大，弟弟上楼去了趟洗手间，我坐靠着床上，与外婆聊着母亲小时候所受的苦难，我拦着母亲的额头，拿着氧气面罩，保证尽量最大容量给母亲给氧，隔一小会就测量母亲的血氧。

只是当时的我们不知道，母亲已经在坚持着最后一口气了，那么艰难的呼吸，而我们还不知晓，母亲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母亲坚持着等到弟弟下楼，给母亲喂了一管营养素，看了下母亲的瞳孔，已经很大了，只是呼吸还在艰难地维持着。我们焦急地打电话问父亲到哪了，父亲说已经快了，还过几分钟就到家了。

这几分钟漫长极了，母亲血氧又低了，我们试图给母亲拍下背，拍了几下让母亲平躺之后，母亲又开始吐黑色液体，鼻孔里也在流。赶紧拨电话给父亲，弟弟发疯一样地向着电话吼道，怎么还没回来！！啊！

而母亲，在最后一口吐出来之际，睁开了眼睛，流出一滴很长的泪，划过鼻间，往下流........随即，便闭上了眼睛，停止了奋力的呼吸....

父亲这才赶到，冲进房间，提着一袋子药。

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掉，大声喊着妈妈，你快醒来啊....“快按压！”“人工呼吸！” 我们揪着最后一丝光芒，父亲给母亲人工呼吸，我和满婶使劲按压母亲的胸腔....多么希望母亲能再次呼吸，睁开眼看看我们。可是，母亲只是安静地躺在那，任凭我们怎么嘶喊，怎么摇晃.....

“算了吧....别动了，别让妈妈再痛苦了了.....""赶快去买寿衣“”去通知亲戚们“.......

一阵真空般混乱后，眼泪虽然还一直在流，我使劲擦干眼泪，让视线清楚些，无声地给母亲擦拭身体，拔尿管，拔留置针，拔胃管，梳头发......

母亲真的走了，快到措手不及，然后身体一丝丝变冷，寿衣一件件套上，然后安静地躺在地上的席子上,直至脸被毛巾盖上....

三天三夜的送行，烧了三斤三两纸钱装进钱袋里，套在母亲的手腕上，给母亲去那边世界的路费，枕头边点上一盏油灯，照亮母亲前行的路...

出丧（把灵柩抬出家里，放在路边，第二天早上出殡上山）那晚，我忍不住回头看，父亲第二天说，昨晚母亲很早就回来做早饭了。那会凌晨，父亲听见厨房里舀米倒进饭锅的声音，以及切菜的砧板声，而等父亲去看的时候，声音一下就没了。

那几日，一直有只小鸟在堂屋横梁下的电线上，没有窝，而却一直在，任凭击锣打鼓放鞭炮，也没有吓走它。想起母亲生前说，她下辈子就想变成一直小小鸟，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翱翔...

时过20多日，再次去山里给母亲定基和谢地，看着扶起的坟头，坟上一塌塌的花圈，不知母亲在地下灵柩里的样子，是否还是当初容颜、是否睡得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