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举行“八•七”会议

（1）

天气依然是热，明晃晃的太阳像一块烧红的锅底罩着大地，使整个汉口马上就要燃烧起来。留着平头的邓小平穿着短衫短裤，在那幢作为会场的公寓里忙来忙去。

为了不引起注意，他让罗明纳兹的女助手洛蜀莫娃到街上去买蔬菜、面包和其他日用品，给与会者准备会议伙食。当交通员把开会者接来后，他就马上把这些人安排在预备好的房间里。

为了保密，邓中夏吩咐邓小平，开会者只许进不许出。于是，那些先来的开会者就只能呆在闷热的房间里。他们饿了就啃面包，渴了就喝凉水。虽然热得要命，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坚持不开窗户。晚上就在楼板上丢一床凉席随地而卧。早上起来又把凉席卷了起来放在一边。好在这里没有太多的女性，所以也就方便得多。

会场设在二楼的一间较为宽敞的房间里，其他房间则留着住人。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最先来到这里，接着是那位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随同罗明纳兹而来的除了那位女助手洛蜀莫娃外，还有一个被誉为“暴动专家”的德国人纽曼。

在武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在交通员的护送下也来到了会场，随他而来的是新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他们是交通员通过武昌的湖南会馆才联系上的。

为了不引起注意，交通员给他们找来两套国民革命军军装。毛泽东的长发此时被剪短了一些，浓浓的眉毛下始终闪着充满智慧的眼神，嘴唇下那颗黑痣在灰色军装衬映下，显得格外惹眼。

在公寓的门口，邓小平见到了毛泽东。在这之前，他只知道“毛泽东”这个名字，就像党内许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一样。可今天一见面，他才知道毛泽东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满口的湖南湘潭腔听起来有些费劲，这让说话节奏缓慢的邓小平有时难以反应过来，但毛泽东的风趣与幽默很快就把他吸引住了。

毛泽东刚到，就马上脱下带有枪套的腰带，然后解开喉咙上的风纪扣，用衣襟的一角扇起风来。邓小平马上从毛泽东手里接过腰带，笑着胡诌道：“哎呀！李团长，好久不见了。请，里边请！”说着还用左手向里面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毛泽东一听这话，马上明白了这就是接待开会的工作人员，于是会意地一笑，对彭公达一招手，就随邓小平上了楼。因为会前已经约定，在这里来开会的人都被当着某商号的股东，一旦有情况而不能马上疏散时，就以开股东会的名义作掩护。

可是，毛泽东今天这身打扮却让邓小平有些犯难，股东会里冒出个团长来，恐怕是说不过去的。因此，邓小平边走边嘀咕，千万别出事，千万别出事！

（2）

等了三天，与会者已经有二十多人了。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张国焘、周恩来和李立三已经随南昌起义部队行动，肯定是没法到会的。其他人不是路途太远，就是交通受阻，肯定也没法参加会议了。于是瞿秋白、李维汉等决定，不能再等了，得马上开会。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上午九时，中共临时中央在汉口三教街四十一号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这在后来的历史中把它叫做“中共八七紧急会议”。由于环境的险恶，会议只开一天。在二楼那间稍微大一点的房间里，大家都随地而坐，即有的坐在桌旁，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干脆就坐在铺着席子的地上。到会的代表共十九个。由于天气闷热，加上又不能打开窗户，他们只得用扇子、书页或是其他可以扇风的东西降低着室内的温度，但扇起来的风都是热的。

邓小平坐在门口，负责给各位代表提供凉水。他不是开会的代表，但由于身份的特殊，只能算列席。从走廊到公寓大门口，从大门口到街上，顾顺章都布置好了便衣交通把守着，一旦有什么异动，他们就会马上发出撤离信号。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来到了会场。这位高个子的格鲁吉亚人显得很疲惫，可能是因为写两万多字的《告全体中共党员书》让他熬了夜的缘故。他刚坐下就把会场里的人认真地扫视了一遍，眼神里好像在捕捉一种东西。

在罗明纳兹的右边坐着那位德国的“暴动”专家纽曼。这人长着一头灰色的头发，深眼窝，塌鼻梁。一副厚实魁梧的肩膀，就像一堵墙。

罗明纳兹的对面坐着瞿秋白，他们之间隔着一张方形的桌子。在瞿秋白旁边坐的是张太雷。他们俩都是江西常州人，而且在少年时代还是好朋友。张太雷旁边是李维汉。

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主持。李维汉说：“今天把各位召集起来，主要就目前武汉国民政府‘分共’、‘清共’、‘屠共’等一连串事情发表意见，然后制定出我党下一步的战略决策和应对方针。在大家讨论之前，先请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同志作指示报告！”如果在公开场合，肯定会爆发出一系列的掌声。可是今天不同，今天大家只能用一种温和的眼神来表示欢迎。

瞿秋白马上用俄语把李维汉的话翻译给罗明纳兹。罗明纳兹边听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写满俄文的笔记本来，然后习惯地把与会者又扫视了一遍，才开始讲话。他讲他作为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在这个非常时期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并指出召开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举行武装暴动的迫切性。然后开始念起了他自己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这个《告全党党员书》是遵照共产国际《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决议》精神拟定的。

罗明纳兹每念完一段，就用眼睛看一下瞿秋白。瞿秋白马上会意，也拿着一个本子念起来。不过瞿秋白念的是中文，不然下面是没有多少人听得懂的。

罗明纳兹念完了报告后，就开始了长篇讲话，瞿秋白也就作了临时翻译。

这时，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带着宣传部长郑超麟从后门进来。他看见毛泽东背后是一架宽宽的罩子床，就毫不客气地跳了上去，盘腿坐在毛泽东身后。而郑超麟却坐在了地下的席上。

整个上午的时间，罗明纳兹都在作他的报告，与会者根本没有讨论的机会。罗明纳兹的报告总结起来有几点，即：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和对共产国际的关系。

罗明纳兹在谈到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时，说中共犯了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他对自动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事情很不满意，他态度异常严厉地说：“你们的总书记陈独秀犯了极严重的投降错误，我们应给予他和谭平山等直接责任人以严厉的惩处，同时对像张国焘那样不赞成土地革命的人也要相应的处罚。不赞成土地革命的人是不配当中央领导的！”他边说边捏紧拳头，在空中不断地比划着。

“你们的中央必须改组！”罗明纳兹看着瞿秋白以及旁边的张太雷和李维汉说，“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可以到各地去直接召集代表开会。”

罗明纳兹作完他的报告后，已是中午一点钟左右。这时，李维汉宣布暂时休会。邓小平和洛蜀莫娃马上端来了简单的午餐，——面包、茶水，还有像油漆筒那样大罐的俄式午餐肉。

（3）

下午接着开会。李维汉说：“今天的会议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选举临时中央局。现在大家开始讨论。”

这时，毛泽东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依然是穿着那套灰军装，只是没有栓腰带。他用衣襟角开了一下额上的汗珠，然后慢慢站起来。他把屋子里坐着的人扫视了一遍，这才说：“我们中的一些人一向就认为国民党是人家的，根本不晓得它是一架空房子。试想，空房子是要人去住的。后来倒是知道了一点，却又像大姑娘上花轿那样害羞似的勉强挪进去。进去就进去了吧，可又下不了决心去作房主。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毛泽东的比喻妙趣横生，把到会的许多人逗笑了。

但罗明纳兹没有笑，他皱着眉头用俄语问瞿秋白：“他在说什么？”

而毛泽东身后的罗亦农却急于想发言，用手指在他身后轻轻一戳，小声说：“别啰嗦，快一点！”

毛泽东好像没听见，继续说：“后来虽然有一些人倒是明白了过来，主张把产业工人也加入这架空房子，听说湖北就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落到实处。为什么？当了房子的主人，就违背了那时中央的意思。

“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有了影响，在中央却不了了之。广大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即领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运动促使我提的，但我一向认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我并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罗亦农更着急了，马上写个条子要郑超麟传递上去，目的是想让瞿秋白干预毛泽东占用了很多时间，但瞿秋白看后并没有表示什么。

这时，只听毛泽东说：“从前我们骂中山先生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指蒋介石）唐（指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信念。

“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是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的话刚完，与会者们马上就交头接耳起来，会场出现了轻微的躁动。

（4）

这时，罗亦农马上站起来，他向与会者们点点头，然后说：“党的机会主义，根本就出自于没有一个坚定夺取政权的决心，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

“这是非常错误的，”蔡和森说，“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点燃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

接着，任弼时也发了言。他说：“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去了独立的作用。”在谈到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时，他说道：“老头子可以去莫斯科。让他去清醒一下脑子，看看俄国的革命是怎么取得胜利的！”

最后，瞿秋白代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作报告，他强调指出：在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党要以革命的方法争取民权，要用军队发展土地革命。

（5）

翻了一天的山，警卫团终于到达了武宁县境。

这时，卢德铭决定先派出一股尖兵由团部参谋陈明义带着在前开路，一旦发现情况，马上回头报告，而把大部队留在后面，这样要保险一些。

陈明义他们快到武宁县城时，发现有人正在攻城。

这些人既不像兵也不像匪，因为在左臂上都套着一个红袖套，一见有军队从远处开来，就马上撤走了。

原来这是一支五百人的农民自卫队，队长是平江县的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余贲民。余贲民是一个快接近四十岁的人，浓眉毛，小眼睛，额头上深深的皱纹记录着他不平凡的阅历。在光绪末年，他就考入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军官学校，毕业后任连长，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在武昌负伤，回到家乡平江后又被聘为启明女子师范学校园艺部的主任。“五•四”运动期间，余贲民被选为平江县雪耻会会长。后在平江县创办农民会任会长，到长沙后经毛泽东介绍加入共产党，再以后还担任过平江县团防局局长。

一系列复杂的经历使余贲民一向小心谨慎，因此一听说有军队从阳新方向开来，就马上命令撤退。——他以为是城中的援军到了。

被派往前面负责侦察工作的参谋陈明义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卢德铭。卢德铭和辛焕文、韩浚一商量，决定也用武力攻下武宁县城再说，这样就打通了去南昌的道路，所以传令各营火速前往，以武宁县城的北门为攻击目标。

部队正在急速前进，哪知后面有一匹快马追了上来。自离开武昌后，警卫团是没有马的，连团部几位领导都是步行，这骑马的又是谁呢？

原来，这是逃到乡下的国民党武宁县党部主任委员。余贲民率部攻城时，他正在乡下家里不敢回城，现在他看见有一队正规军从北边开来，他也以为是救兵来了，于是骑着马向正在行进的部队追来。

断后的是第一营，这位委员被带到了营长余洒度面前。他向余洒度说明平江县的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余贲民正在攻打武宁，部队去救城他可以带路，以免耽误时间。

余洒度一听，原来是自己本家哥哥在攻城，觉得真是天赐良机。余洒度也是平江县人，和余贲民是一个家族中人，余贲民大他十岁，所以他得叫哥。听那位主任委员一说，余洒度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派人把那个主任委员稳住，自己直奔团部报告这事。

卢德铭听余洒度报告后，觉得这倒是一个智取武宁的好机会，于是向余洒度吩咐必须如此如此。

（6）

第二天，武宁县城的北门外来了一队兵，为首的却是那个党部主任委员。他向城门上喊话，说是救兵已到，快开城门。由于距离太远，城楼上的守兵看不清究竟是谁，根本就不理会。这时，有一人手持主任委员的信向城下跑来。

城上的守兵听说有本县党部主任委员的亲笔信送来，连忙用吊篮把那封信吊上去，然后火速送往县衙门。治理这个县的县长是一个大胖子，他听说城北来了一队兵，正在疑惑，只见信已送到，赶忙拆开来看，原来是自己县上的那位主任委员写的。信中说，他已搬得救兵来增援，请速开城门迎接大军。胖县长一看，忧愁的脸上马上绽开了笑容，随即叫打开城门，欢迎救兵。

说时迟，那时快。城门一开，主任委员带着的那队兵马上冲进城来，并拿起枪向守城兵丁射击。接着，余贲民也带领自卫军冲进了城。

原来那位县党部主任委员是假的，他是余洒度乔装的。而余贲民则是余洒度派人联络好的。这样，当城门打开后，埋伏在附近的平江农民自卫军也就跟了进来。

随着几声枪响，城里顿时大乱。

有人喊：“红匪来了，快跑！”

胖县长听说“红匪”来了，连忙跑到县衙，一会儿后却不见了。这里说的“红匪”还不是指国民党后来所骂的红军，这里主要是指当地的“红枪会”，以及像红枪会那像打家劫舍的乡民暴动。至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还没有真正显露出来。

县城顿时被警卫团占领，陈明义带人冲进县衙。

县衙里已一片狼藉，却不见一个人，只听一间厢房里有“哼哼”的声音。

陈明义马上叫人打开厢房，却见胖县长躲在这里，正准备悬梁自尽。只是绳子结了个死扣，脖子套进去后却没有勒紧，因而发出哼哼声。

陈明义叫赶快救人，胖县长被救了下来，正巧卢德铭也到了县衙门。

胖县长并没有谢救他的人，而是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谁叫你们救我，还是让我去死吧。他们都跑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支撑这个局面，真艰难！”他说的“他们”可能是指那些贪生怕死的同僚们。

卢德铭说：“别哭了，只要你帮我们做事，我们不杀你！”

“真的，那敢情好！”胖县长说，但看看卢德铭，觉得他那么年轻，绝对不是当事的人，所以摇了摇头，“世上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你们就别骗我了！”

“真的，没骗你！”陈明义在一边说，“这是我们团长，他说话算话！”

“只要你把军粮、民夫给我们筹办好，你依然可以继续当县长！”卢德铭说。

胖县长一听，马上双腿一并：“团座的吩咐，小县当尽犬马之劳！”

带走了胖县长后，陈明义又向县衙大堂后搜索，在草丛中他发现了一个皮箱。

他打开一看，除了十多粒子弹，剩下的全是钞票。

刚好辎重队长范树德来找卢德铭解决粮草的事情，卢德铭就叫陈明义把子弹留下，皮箱及钱全部交给范树德做军费。

（7）

余洒度领着余贲民到团部来见卢德铭。卢德铭紧紧地握住这位老大哥的手，问起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不在平江，于是余贲民说出一番缘由来。

原来，余贲民的平江工农义勇队是和苏先骏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一起行动的，其目标都是奔赴南昌。这是奉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开赴南昌参加暴动的。原决定把两个义勇队合编为一个团，番号已经想好了，叫暂编二十军独立团，也就是贺龙带领的二十军独立团。可就在整编时，团长的职位一直未能落实，这就耽误了时间。

因为余贲民和苏先骏都想当团长，所以在平江虹桥会师时双方一直争论不休乃至争执不下，后来就各带各的队伍往南昌，可到了永修县涂家埠时方获知南昌暴动的部队已经南下，于是二人更不认账了，苏先骏退到了九岭山间准备回浏阳。而余贲民决定调头返回平江，正巧在武宁碰到了警卫团。

卢德铭听到这些，知道南昌暴动的部队已经南下，于是要韩浚拿出地图，两人一合计，决定改变行军路线，翻过九岭山，经靖安、奉新南下追赶暴动部队。

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紧张地开了一天，其目的是完成两个任务，这就是后来在中共党史上所说的，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武装推翻国民党的总方针。特别是第二个任务，在以后中共的数十年生涯中，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而奋斗。

“八•七”会议后两天，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选举中产生，他们是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按照中央的部署安排，下一步的工作就是组织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秋收暴动，然后把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上海去。

（8）

在汉口原英租界那幢四层楼的红色建筑里，一个穿着白衣白裤的瘦弱身影和一个穿着军装的高大身躯站在一起，他们是瞿秋白和毛泽东。瞿秋白把熟悉湖南农民运动的毛泽东约了来，准备单独和他进行长谈。

追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那还是四年前的事了。那时，中共中央在广州东山一幢叫“春园”的小楼上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意外的发现多了一个陌生的面孔。那时瞿秋白刚从苏俄回来不久，在此之前，它是以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去苏俄考察、采访的。

之后，两人就一直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工作，所不同的是瞿秋白接任了《新青年》、《前锋》、《向导》等刊报的主编、编辑工作，而毛泽东则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专门从事“国共合作”方面的工作。

但就从那时起，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在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毛泽东是来自于自己对家乡湖南现状的考察，而瞿秋白则是来自旅居苏俄时的亲眼所见。毛泽东在“三大”上发言，他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瞿秋白旅居莫斯科时，就曾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因此他在“三大”起草党纲草案时，肯定了农民的地位与作用，写道：“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

现在，他们又为农民问题，或者说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站在一起了。

（9）

瞿秋白对毛泽东在紧急会议上的发言很满意，他觉得毛泽东的话说到了关键的地方。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既说出了政权产生的秘密，也道明了政权存在的根基。当然，这应该不算什么秘密，历朝历代的政权都是靠枪杆子打下来的，只是有人就是不愿意自己有枪杆子，而一味去依靠别人。这当然就造成今天这种“被动”的局面。

瞿秋白点燃了一支烟，然后把毛泽东的那支也点上，这才说：“润之兄在会上的发言真是恰到好处，你制定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我全看了，今后有什么打算？”毛泽东制定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的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先以汝城为中心，继而进占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形成一种政治形势，组织一种政府式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的唐生智政权相抗衡，与湘西的反唐部队取得联络。

“我建议中央还是派我回湖南去，先拉起一支队伍再说。”毛泽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经蔡和森的推荐，”瞿秋白看着毛泽东一字一板地说，“我们决定你留在中央参与以后的决策工作。”

毛泽东马上说：“原则上我服从中央的安排，但是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留在中央会得不偿失的！”

“此话怎讲，说来听听。”瞿秋白抽不了两口烟，马上就咳起来，然后他用手掐掉了正在燃烧着的烟头，并用脚在地上踩灭了烟头。

毛泽东在房中踱了两步，慢慢地靠近瞿秋白，说：“我暂且不说住不惯城中的这些高房子，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支军队。马日事变把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搞得四零八落，如果我们现在不去收拾这个残局，我们以前的努力将会白费。须知，湖南曾经有二百万农会会员。”

“中央曾经决定湖南的武装力量往江西送，这可能有些欠妥，其实根本就用不着去南昌，能在本地搞起来，也不失为一种上策。”瞿秋白仿佛也开始明白一些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

“现在快到秋收季节了，地主老财们正看着农民田里的那点儿庄稼呢。这正是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暴动的好机会！我们应在湖南，特别是湘南四县去，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动，与南昌暴动形成呼应！所以，请中央慎重考虑，我还是回湖南去，这样，比坐在机关里更有用。因为，那里的情况我毕竟很熟悉嘛！”

望着窗外灯火闪烁的汉口夜景，瞿秋白陷入了沉思。他知道现在的迫切任务应该是拉武装，但是毛泽东就那么有把握吗？再说，现在中央得力的同志已经走了很多，剩下的没有几个了，的确也需要毛泽东这种思路敏捷的人进入中央决策层呀。

时间过去了很久，瞿秋白这才回过头来对毛泽东说：“你到湖南后能在短时间里拉起一支队伍吗？说说你的具体打算。”

毛泽东说：“湖南的农军数量很多，但都是没有经过特别训练的庄稼人。要组织一支军队，必须得依靠一支正规军做骨干。这样，军队的组织就没有问题了。”

“正规军的来源呢？”瞿秋白马上追问了一句。

毛泽东说：“必须得靠蛋生鸡鸡生蛋的这种方式，在国民党现有军队中去想办法。在程潜第六军第十七师中有两个团被我们的同志控制着，这两个团前不久就驻扎在长沙，我们可以依靠这两个团的力量。还有，在安源、萍乡一带还有现存的工人纠察队、矿警队的武装。”

瞿秋白这才说：“你的要求我会马上报告中央，你和彭公达回去后须先改组省委，然后才能实施秋收暴动计划！”

（10）

卢德铭带着警卫团离开武宁后直向靖安进发。因为他听余贲民说南昌暴动的部队已经南下广东，所以他要绕过南昌向南追赶。

从武宁出发，已经有了足够的粮食，这就得请许多挑夫。一时间，队伍所跨的长度在无形之中陡然加长了许多。从远处看去，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

部队正行进中，负责前面侦察任务的陈明义又传来消息，说他们发现有几个穿军装的人朝这边走来，但没有带枪。卢德铭一听，马上想到这几个人是不是从南昌来的逃兵，马上下令把他们抓住问问情况。

不多一会儿，这几个人被带到了卢德铭的面前。一问，才知道他们不是从南昌来的而是从九江来的，为首的那个人叫吕赤。听口音，吕赤和卢德铭一样，也是四川人。原来他是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的教官，经询问才知道他们被张发奎“缴械”的事。他们是趁天黑后逃出来的。

见到吕赤，卢德铭很高兴，于是对他说：“跟着我们干，你们愿意吗？”

“怎么不愿意？我们找自己的队伍还愁找不着呢？”吕赤也高兴地说。

“那这样吧，你暂时到下面去带兵，将来我们队伍里有了学校，你再去当教官，行吗？”卢德铭像是在征求他的意见。

吕赤笑着说：“好的，客随主便！”

卢德铭马上叫来辛焕文，要他领着这几个同志去吃点东西，然后问韩浚现在下面还有什么职位可供吕赤等人，韩浚说，连长已经排满，只有排长和班长了。卢德铭说：“那好吧，就叫吕赤去三营八连当排长。”

部队经过靖安准备向奉新前进时，派去联络南昌暴动部队的人终于找到了他们，这才得到准确的消息，南昌暴动的部队已经撤出了南昌城，现在张发奎的军队已进驻南昌，朱培德的部队也从吉安一带汇聚南昌。

如果继续追赶，必然要通过张发奎的防区，同时还有朱培德的军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怎么办？卢德铭只好命令部队停下来，等确定好行军方向后再说。

（11）

在奉新县的一个山坳里，警卫团马上隐蔽起来。为了防备万一，卢德铭又派出几路人马去侦察附近的情况，特别是南昌方向的动静。晚上，卢德铭、辛焕文和韩浚一直在马灯下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部队肯定是不能再往前走了，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到南昌，并没有接到如果南昌进不去该怎么办的命令呀！

卢德铭一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感到茫然，就像在大海中航行，一下就失去了航向。准确地说，他是个带过兵的人，那是在北伐的战场上，可那时是有明确的目标呀，只要确定了目标，就知道往前冲，可现在呢？冲也无用，冲不好还得把老本都赔光。

旁边的辛焕文也在思考，他是政治指导员，如今这支部队已经脱离了张发奎，那就是共产党的部队，目前张发奎张网以待，我们得避开锋芒，先保存力量要紧。于是他说：“现在我们关键是要这样一个问题，部队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说了不算，还得请示上级……”

一句话点醒了卢德铭，于是他说：“是的，我们得请示上级，可部队在这里待着并不保险呀，我们应该往哪儿去呢？”

正说话间，突然有一声“报告”打断了他们。

侦察参谋陈明义来报告：三营八连的连长史保亨准备今夜起事去投降张发奎。

卢德铭一听，马上气炸了，他大喝一声：“必须截住他们！”

韩浚毕竟要老练得多，他眼睛一转，马上在卢德铭的耳边说了几句，卢德铭说：“好，就这么办？”

原来，这个史保亨在武昌上轮船时就心存疑虑，本来是不愿意走的，但是由于命令来了，他只得顺从。在上船的时候由于自己心里有气所以故意捣蛋，在船上乱抢座位。到阳新后本来想叛逃，但由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因此还是跟了上来。部队快到南昌了，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呀，在武汉他就过惯了大城市的生活，现在到南昌了，又该潇洒潇洒了。可是，现在他得到消息，部队不去南昌了，他心里一下就凉了，继而怒火中烧。在他的连里，他马上提出了一个口号：“打倒骑马的”，并说枪是国民政府的，应该到南昌去交还国民政府。

天一黑，史保亨暗暗传下命令，全连饱餐一顿，然后和衣躺下等待信号。他的计划是让一个排潜伏在要道上，其余两个排向南昌开进，如果卢德铭派兵来追，留下的这个排马上进行拦截。

正在准备中，团部突然传来命令，各连连长在晚饭后到团部集合开会。突然的变故打乱了史保亨的计划。在这节骨眼上，他真不愿意去开什么鸟会。但为了不暴露自己，史保亨还是决定去。不过他叮嘱手下的几个排长，原计划不变。

可是，当史保亨带着贴身的勤务兵赶往团部时，门前却空无一人。史保亨正在疑虑，只听一声喊叫：“抓叛贼”。

霎那间，四周立刻涌出无数武装士兵，枪口一齐对准了他们。史保亨一见，知道事情已经败露，马上撒腿就跑。哪知附近早已埋伏下很多人，几个大汉一拥而上，马上把他捆了起来。

未遂的“兵变”就这样夭折了。第二天，卢德铭向全团宣布，警卫团已经脱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算是起义了。从今以后，警卫团得听共产党的领导。

然后宣布，处决史保亨，由吕赤任第八连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