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群里最新的讨论作品，是鲁迅写于1924年的《在酒楼上》。一起讨论时，我只有个镜像解读的模糊念头，直到这篇文章完成那一刻，才算真正梳理好自己的理解。
这也算是鲁迅的名篇，以前应该囫囵吞枣读过，没留印象。这次精读了几遍，第一次想一个问题：这样灰暗茫然的作品，写了到底有什么意义？若不是署名鲁迅，它还能流传吗？所以文章最后，我也会试图写下一点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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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吕纬甫出场：镜中惊现一个不堪的我
这篇小说真正开始讲故事，是吕纬甫出场后。
他登场之前的1046字，都只是铺垫——不仅作环境和心境上的渲染，也在埋伏笔，更是在召唤吕。
叙述者人物“我”来到S城，先“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却发现所有人“早不知散到那里去了”。这种“失落”，大概就是小说中“洛思”旅馆名字的含义，来自英文lose或loss的谐音，和“废园”这个名字相呼应。于是“我”来到曾经熟悉的一石居酒楼，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并不专为买醉”——其实这里他不肯说透：他心底是想来寻旧，无聊是借口。
到酒楼坐下后，“我”第一次发现了“很值得惊异”的景象：废园里深冬开花的几树老梅和一株山茶树。几乎所有解读《在酒楼上》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一段用情的笔触，这几棵树简直成了精，能够“愤怒且傲慢”，蔑视出走的人。
接下来，为了铺垫吕纬甫的登场，鲁迅特别营造了一种别扭的期待情绪，如坐针毡：
“我看着废园，渐渐的感到孤独，但又不愿有别的酒客上来。偶然听得楼梯上脚步响，便不由的有些懊恼，待到看见是堂倌，才又安心了，这样的又喝了两杯酒。”
在既期待又抗拒之中，果然，吕纬甫就被召唤出来一般地显现：
“我想，这回定是酒客了，因为听得那脚步声比堂倌的要缓得多。约略料他走完了楼梯的时候，我便害怕似的抬头去看这无干的同伴，同时也就吃惊的站起来。我竟不料在这里意外的遇见朋友了，——假如他现在还许我称他为朋友。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
这是不是太巧了？本一无所得，现在就遇到一个兼具旧同窗、旧同事双重身份的朋友。
他还怀疑吕不一定认自己是朋友，殊不知，吕在后文中也提到同样的想法：“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
后文还透露说，他们曾“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这几乎可以理解为“同志”。
“我就邀他同坐，但他似乎略略踌蹰之后，方才坐下来。我起先很以为奇，接着便有些悲伤，而且不快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
“略略踌蹰之后，方才坐下来”，这个细节暗示着吕纬甫此刻与“我”类似的心境，他从北方回乡，又登上了曾经熟悉的酒楼，当然也料到遇见旧人，然而真遇到了，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喜悦，而也有吃惊和抗拒。
吕纬甫登上酒楼之后，还有个举动与“我”一模一样：虽然他衰瘦颓唐，精神不振，却只在看到废园时，眼睛里放出了光彩——他也如此在意那几树红花所释放的怒意吗？
我作为读者所不解的，是为什么会至于“不快”呢？当他发现自己的朋友“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这顶多是悲伤吧？这里稍后解答。
接下来，吕纬甫说了一个回乡感想：
“‘我一回来，就想到我可笑。’他一手擎着烟卷，一只手扶着酒杯，似笑非笑的向我说。‘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来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
“‘这难说，大约也不外乎绕点小圈子罢。’我也似笑非笑的说。‘但是你为什么飞回来的呢?’”
这里当然又是相似点：心情落魄地回到故乡，可怜可笑地一事无成。一个问，“我是个绕小圈子的飞虫罢了，但你不能飞得更远些么？”另一个反问，“我就是绕小圈子啊，你倒是为什么飞回来？”请注意，鲁迅对两人表情的用词是一模一样的：这两张相似的脸面面相觑，本是类似的人，做了类似的事，又问彼此类似的话——是不是很像在照镜子？
回到“我”赫然发现吕纬甫不再像当初的吕纬甫的那一刻，他的感伤就不是为了他人，而是为镜中人、为自己。一个人惊看到镜中“分明”就是自己，认出满身的不堪，因此才会超越悲伤，以致不快。
2. 吕纬甫讲故事：我说不出的痛，交给镜中人
吕纬甫为了解释他返乡的缘由，讲了三个故事，给了这篇小说以血肉。
一个故事是他奉母命，为早夭的弟弟迁坟。他本没有这个意愿，但过程中他也开始想念这个曾经的兄弟，可结局令人失望，也令人震惊：
“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这些事我生平都没有经历过。（……）我站在雪中，决然的指着他对土工说，‘掘开来!’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希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
小兄弟遗体消失了！他所感受到某种空前的、伟大的、重要的东西，瞬间无迹可寻。
但吕决定，当作什么也没发生，用棉花裹了些泥土代替遗体，照常迁坟。他明显并不认可自己的做法，因此自贬说，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已变成“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人，只要“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就算了。
第二个故事又是奉母命，为顺姑买头上带的剪绒花。这一次是他自己也非常乐意的事，因为他对那个少女有一些好感，她像他已经忘却了的“旧日的梦的痕迹”。然而这个故事的结局也很凄惨，顺姑本就体弱，听信世俗舆论的恐吓中伤，竟然像林黛玉一样早早病死了。
于是吕再次做了奇怪的决定，他把要送顺姑的花送给了“鬼一样”的阿昭，这样就能心安理得地骗母亲说花已经送了。
吕再次对自己的所为评价说：
“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胡胡。”
究其实，小兄弟、顺姑的事情，对于吕来说绝非什么无聊的事。他们是跟他有亲、或有缘的人，是被埋葬的孩子和少女，是被遗落在他（更美好、更自洽）的过去里的人。总而言之，他们的散落，也都是吕纬甫人生情感上的loss。然而他和“我”一样，不敢承认自己的亲爱，不敢正视情感的遗失，骗自己只要“敷敷衍衍、模模胡胡”也是可以的。而拦在他的情感障碍中的，不过是母亲的命令、世俗舆论的诈骗，一些难以称之为困难的困难，带给他的却是无法言说的痛苦。
第三个故事讲得很简要，但结合全篇散落的信息，可以交代出他作为“新青年”，却在从事旧式腐朽的教学，用以谋生。这明明是他个人职业与理想的悲剧，他却把它当作是别人的事、别人的选择：
“他们的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 只要随随便便，……”
因为紧接在那两个故事之后，这种心理逻辑简直浑然天成！只要你对前面两种丧失默默接受了，之后对自己被剥夺的命运，也会没有意见的。先接受家长制的紧逼，再被愚昧社会舆论欺压，最后迎接个人理想的败落，即使是知识分子也摆脱不了这样无语的命运。
此时再想为什么这两人都为废园里的花树所惊异，因为它们敢于“愤怒、傲慢和蔑视”。他们自己失去了这种能力。
整篇叙述中，吕的嘴里一共出现了六次“无聊的事”。这种极度自贬、自嘲的心情，就跟“我”第一次把自己寻旧的冲动用“逃避客中的无聊”来掩盖是一样的。都只想自欺欺人。
吕一边讲故事，一边不停喝酒，“我”就也端着酒杯，“正对面默默的听着”，注视着。吕纬甫也注视“我”的目光，并且洞悉了“我”的想法：
“阿阿，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
“看你的神情，你似乎还有些期望我……”
故事说完后，吕似乎醉了，眼光也消沉下去，“我”也叹息，相对无言。
此时，酒楼上来别的客人。“我”先观察了一番来客，又跟吕对望一眼，心有灵犀地结束了酒席：
“我转眼去看吕纬甫，他也正转眼来看我，于是我就叫堂倌算酒账。”
我转眼去看他，他也正转眼来看我，这句话绝了，就完全是照镜子的情境。
结账的时候也很有意思：
“堂倌送上账来，交给我；他也不像初到时候的谦虚了，只向我看了一眼，便吸烟，听凭我付了账。”
此时吕就像个鬼魂一般，堂倌也没看他一眼，他也不与之交流。此时回想起来吕的登场，也并没有堂倌引路的。还有回到点菜时的情景：
“我们先前原是毫不客气的，但此刻却推让起来了，终于说不清那一样是谁点的，就从堂倌的口头报告上指定了四样菜……”
那时吕也并未直接点菜，倒是弄得模模糊糊的，“终于说不清那一样是谁点的”这一句挺奇特，将两人混肴起来。
吕纬甫讲完故事，这篇小说立刻就转向了终场，说明完成了任务。
为什么讲故事的任务交给了吕纬甫？因为“我”虽然是叙述者，但“我”无法表述内心深处的“loss”。因此“我”恰好遇到一个幻影一般的朋友，经历与身份都相同，他嘴里的口头禅也像我的一般，他的故事就像我的故事，他的创伤就是我的创伤。
3. 似镜非镜：文学是幻影，是暂时的存放
吕纬甫说的两桩故事，都在鲁迅的生活中有原型。而吕纬甫被描述出来的外貌：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又浓又黑的眉毛……朋友们，这不就是鲁迅的自画像吗。
我们不难想象，当鲁迅要下笔写这个故事时，萦绕在他心里的是自身经历和感受，于是他下笔先写了一个叙事者“我”。但这个第一人称又太像他自己了，他无法自我剖白，甚至无法直抒胸臆。于是，鲁迅又安排了吕纬甫这样一个模模糊糊的人，端坐在“我”的面前，说失落语，喝寂寞酒，望镜中人。镜中人的样貌，当然又返照回“我”（鲁迅）的身上。
大部分解读者，在结尾读出了一丝光明和勇气，认为“我”做出了选择，不再彷徨。真的有这么确定吗：
“‘以后? ——我不知道。你看我们那时豫想的事可有一件如意?我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连后一分……’
（……）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结尾中，两人的反向而行，是退场的戏剧形式安排，实际上还是二者最后一次互动的镜像画面，表明对这同一个人，面前有两种选择。失意迷惘的吕纬甫，消失在暗中；而“我”走得雪花寒风扑面，倒有一丝壮烈的“爽快”。他们同时走上了两条道路。
最后一笔：整个黄昏世界，还是那个黄昏世界，在一张“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中。一定要给个结局，我会觉得结局是“不确定”。
“我”这个人物，没有具体的主张和意向，如果不填充上吕纬甫故事的血肉，基本上就是废的。他是观察吕的一双眼睛，倾听吕的一对耳朵。这篇小说，就必须是由他们两人互动，相互映照，完成一个知识分子寂寞地揽镜自照、自嘲、自问的行为，在失语中寻找表达方式。剖白结束，吕就可以消失了，“我”获得了精神上的“爽快”。
因此，此处的“爽快”并非鲁迅看到了任何光明，或知道了往何处去，而只是这篇小说在功能上、在形式上的“爽快”，鲁迅借人物完成了自我表达，虽然只是“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地向外界说出了自身困境，但也暂时搁置了精神危机。
是的，没有解决。
同理，鲁迅刚刚在9天之前，写下了这样的《祝福》：
“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这里的“舒畅”，是应该的么？这里的“幸福”，是真实的么？从词义上说，可能要反讽地去理解。但是在小说的功能上、形式上，可以有一种“舒畅”和“幸福”存在。
回到最最开始的疑问，这篇小说重要的意义，可能就是鲁迅用以自救的艺术疗法：完成创作的一刻，能带来说出问题、观察问题、接纳问题的完满感。创作没有那么高深，大部分的艺术都只是呈现问题，达到自我疗愈而已。
不过说真的，鲁迅的“治愈系”写作常常是后人的“致郁系”阅读。至今100年过去了，society大面向也还是无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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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点一份‘先生甄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