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笑姻缘》这个书名，乍一听像一出热闹的喜剧。“啼笑”二字搁在一起，总让人以为是啼笑皆非的荒唐趣事，是一对欢喜冤家兜兜转转终成眷属。可真正读进去才知道，张恨水用这四个字打了一个巨大的哑谜——啼的是沈凤喜被逼疯时那一声撕裂的惨叫，笑的是命运翻云覆雨的手。姻缘本是佛家语，说一切事情生成所依赖的条件。可在这本书里，“姻缘”二字才是最锋利的刀：缘分让樊家树在天桥遇见了沈凤喜，缘分让沈凤喜成了刘德柱的姨太太，缘分又让一个与凤喜面容酷似的何丽娜最终嫁给了家树——这一桩桩“缘”，哪一件是圆满，哪一件不是残缺？
先说沈凤喜。她是全书最让人心口发堵的角色。她不是坏女人。她只是一个穷怕了的姑娘。樊家树第一次在天桥听她唱大鼓，随手给了一块银元，她二叔把络腮胡子都笑得竖了起来——“今天不干了，他要喝酒去”。一块银元，对于她们全家来说，就是几天的生活费。张恨水从一开始就把她的底层处境摆在那里，不是替她开脱，而是让你没法不心疼。所以当家树把她从又脏又破的天桥底下送进学堂，替她全家安顿生活，她的感激是真的，爱也是真的。但钱对她的诱惑更是真的。这不是什么高尚与卑劣的抉择，这是一个从饿肚子的人，忽然被推到满桌珍馐面前——你让她怎么拒绝？
刘德柱出现了。豪宅、珠宝、牌桌上故意输给她的钱、她想要却不敢开口的一切。她动摇了，投向了那个军阀的怀抱。张恨水写了七个字来总结这一切： “无情最是黄金物，变尽天下儿女心。” 不是沈凤喜变心了，是黄金让天下儿女的心都变了。可黄金没有让她过上好日子。刘德柱这个军阀的性情，就像一柄悬在她头顶的刀，说翻脸就翻脸。一次家树与她私会被刘德柱得知，他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毒打，凤喜精神崩溃，就此发疯。
从卖唱女到女学生，从军阀姨太太到疯子，沈凤喜的一生像极了一场被时代和自身欲望联手绞杀的过程。但我不忍心只骂她虚荣。张恨水本人也不忍心。他给了她疯癫的结局，与其说是对她的审判，不如说是在说：在那个时代，像沈凤喜这样的女子，美貌是罪，贫穷是罪，想过好日子的渴望也是罪。
再说樊家树。他是全书最被误读的人。很多读者把他当成一个痴情种，一个被辜负的好人。但仔细看，家树对凤喜的爱，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学者们把这种爱叫做“同情的爱”——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进步知识分子典型的恋爱心态，是平民主义思潮在感情世界的投影。他爱凤喜，是因为她“值得被拯救”。他供她上学，教她自立，他以为这就是最好的爱。可他从来没问过凤喜真正想要什么。他给的是一个“体面的人生”，但凤喜要的是“不用再怕穷的人生”。这两样东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根本就是两回事。
家树回乡探亲，回来后发现凤喜已嫁作他人妇。他痛苦，但他连怨恨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凤喜的选择虽然辜负了他的感情，却成全了她自己的生存。这才是《啼笑姻缘》最残忍的地方：它不允许你用简单的“对错”来评判任何人。沈凤喜错了，可如果她没错，她可能永远不会知道锦衣玉食是什么滋味；樊家树对了，可他的“对”，从头到尾都是一种不自知的傲慢。
而这本书最精妙的结构，在于张恨水给凤喜找了一个“影子”。何丽娜，高官之女，交际场上的宠儿，与沈凤喜面容酷似，却出身截然不同。小说的巧合令人脊背发凉：家树最终娶了何丽娜，不是因为爱她，而是因为她的脸让他想起了凤喜。你以为他娶了一个“翻版的沈凤喜”，但实际上他娶的是“如果凤喜生在高门大户”的那个版本。一个活生生的凤喜因为穷而跌入泥潭，而他怀中的何丽娜却安然享受着优渥人生——同样的面孔，不同的阶层，就是天堂和地狱的距离。
而关秀姑呢？她是全书最干净的角色。她爱家树，知道家树心有所属后便自断情缘，转身去做了更重要的事——她扮作佣人潜入刘宅，为民除害，诱杀了刘德柱。她飞檐走壁、快意恩仇，在那个吃人的社会里活出了一份独属于侠女的痛快。她的“放下”，比凤喜的“抓取”更有力量，比何丽娜的“等待”更有尊严。
这本书之所以近百年后依然动人，是因为它从不给你一个“善恶有报”的答案。沈凤喜疯了，何丽娜嫁了，关秀姑走了，樊家树在三个女人之间走了一圈，最终发现自己谁也没留住、谁也没真正懂过。张恨水在书里写过一句话： “欲除烦恼须无我，各有因缘莫羡人。”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缘分，每个人都有自己走不出的局。你以为是爱情故事，其实是一出乱世浮世绘。你以为是才子佳人，翻开来看，全是被军阀、金钱和命运碾碎的普通人。
啼笑姻缘，啼的是每个人终将失去的东西，笑的是回头看时发现，原来从相遇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告别了。这才是张恨水的笔力。不给你一个坏人去恨，不给你一个好人去赞美，只把时代的洪流和人心的缝隙摊开给你看，然后问一句：换作是你，在那一块钱银元和一张逃生的船票之间，你会怎么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