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说？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晓，每看书至此，辄为一惑，请问。”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

注

【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邓艾民注，语见《二程集·遗书》：“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盖“生之谓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卷一）
【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邓艾民注，语本朱熹《答严时亨》之一：“‘人生而静’是未发时，以上即是人物未生之时，不可谓性。才谓之性，便是人生以后，此理堕在形气之中，不全是性之本体矣。”（《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一）
【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邓艾民注，语见《二程集·遗书》卷六。
以下引陈荣捷注：
冯柯云：“阳明之学，本甚疏漏。至于此条所谓‘气即是性”，……若为有见之言。然又谓‘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则所谓性之本原者，果何物乎？……又谓：‘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是以性为不可见，气为可见，而性与气为二也。何以谓‘原无性气之分乎？”（《求是编》卷四，页三十三上下。）
刘宗周云：“先生之见，已到八九分。但云性即是气，气即是性，则合更有商量在。”（《遗编》卷十一《阳明传信录》卷页十上。又见《明儒学案》卷十，页九上。东正纯误以为黄宗羲语。）
东正纯云：“黄氏（实是刘宗周）似颇未满于文成之言。盖察其意，以气之静为性，以性之动为气。虽未初不一，而又不可辄下‘即’字，商量恐不出于此。然文成之学，以觉悟为则，此等亦只会得活泼泼，不会得弄精魂。工夫切要，一在‘见自性’三字。语势所趁，非‘即’字殆失倒断直截之机。黄氏虽无所见，亦未免滞在于言辞上也。”
但衡今云：“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晓。三先生之言，又何尝能晓？此事诚不易分晓。故见性者不言性，但须求得个近似。”又云：“程子云：‘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与佛家所云‘妙高顶上，不许商量’，同一见解。才说性便已不是性，此其所以不可说故。此公似已见到分晓。晦庵谓‘未有性之可言’，与‘不能无气质之杂’，则是未得近似，而强为之词。至所云‘不是性者’，是直以气为性矣，与阳明之说同。阳明谓‘生之为性，生字即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生即是气，是矣；气即是性，阳明此意，失之于泥矣。”

笔记

无需花费功夫思索性和气的问题，只要能见得自性，自然一切明了。

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

如同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