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六点十分，闹钟还没响就醒了。窗外灰蒙蒙的，对面楼有户人家亮着灯，隐约听见咳嗽声——大概是哪个老伙计起来烧水了。我翻个身，腰有点酸，到底是五十岁的人了，连睡觉都不敢太放肆。
这个年纪，说老吧，头发还没全白，爬山还能撑到半山腰；说年轻吧，看手机要往后挪挪，酒桌上的豪言壮语也少了。不老不小的，像夏天的剩菜，热了怕馊，凉了怕腥，搁在那儿总不是个味儿。
吃过早饭去菜市场，碰见老周。他拎着条草鱼，说是儿子周末要回来。“二十八了，对象还没着落。”老周叹口气，鱼尾巴甩了甩，水珠溅到我的鞋上。我笑笑没接话——自家孩子还在省城租房呢，哪有资格安慰别人。菜市场永远热闹，卖豆腐的吆喝，剁肉的砰砰响，可这热闹分明又隔着一层什么，像隔着块毛玻璃，看得见人影绰绰，听不真切。
县城的午后才最难熬。太阳懒洋洋地挂着，街上没什么人，连狗都趴在阴凉处打盹。我坐在阳台上，看着对面楼晾晒的被单被风吹得鼓起来，像个胖道士的袍子。忽然想起三十岁那年，也是这样的午后，我骑着摩托车带儿子去河边放风筝。那时觉得自己还年轻，什么都来得及。现在儿子大了，摩托车早卖了，风筝也不知丢在了哪次搬家里。
隔壁李姐来借酱油，顺便倒了番苦水。她老公去年查出血糖高，儿子在深圳一年回两次。“你说咱们这一辈子图个啥？”她倚着门框，围裙上沾着面粉，“年轻时想往高处走，走不动了才发现，高处不胜寒是假的，低处不胜烦才是真的。”我递给她酱油，她忽然笑起来：“明天我包饺子，给你端一碗。”县城的温暖就是这样，裹在细碎的烦恼里，像药片外面的糖衣，不能治病，但能让你咽下去。
傍晚去广场散步，看见几个老人在下棋，旁边围了一圈人。一个老头输了，脸红脖子粗地嚷着要悔棋，另一个不让，吵着吵着就笑了。喷泉突然开了，水柱在夕阳里亮了一下，又落下去。有个小孩追着泡泡跑，他妈妈在后面喊慢点慢点。我站在那儿看了好一会儿，不知道该羡慕谁——是羡慕小孩的无忧，还是羡慕老人看透后的坦然？
晚上翻手机，同学群里有人发了张二十年前的合影。那时候我们多年轻啊，头发黑得像墨汁，站在学校门口笑得没心没肺。现在一看，有的秃了，有的胖了，有的好几年没动静了。有人说要聚聚，响应的人寥寥——在外地的回不来，在县城的也不愿意出去，嫌麻烦。我们这个年纪的友谊，变成逢年过节的一条微信，客气、安全，不咸不淡。
关了灯躺在床上，老婆已经睡着了，呼吸匀匀的。窗外的路灯亮着，光透过窗帘，在天花板上投下一块模糊的亮斑。我想起父亲五十岁那年，有天晚上也是这样躺着，忽然说了句“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我当时不懂，现在懂了——“这么”两个字里，有上班路上的梧桐树，有和孩子较劲的周末，有没吵完的架，有没攒够的钱，还有在心头飘啊飘、怎么也落不了地的那些个念想。
五十岁了，不老不小的，拿什么安慰自己呢？
或许就是这样吧——早晨那碗喝了三十年的豆浆，菜市场里讨价还价的声音，阳台上晒得暖烘烘的被子，隔壁端来的那碗饺子。我们活着，像墙角那棵泡桐树，不指望开花给谁看，只是按时长叶子，按时落下。偶尔有风吹过，哗啦啦响一阵，风停了，就安静地站在那里，等明天的太阳升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