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电影的时候，觉得这部电影很特别，与其说是电影，它更像是一本书。果不其然，在电影之后，查了梅峰的资料，才知道他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他很多镜头的表达方式，在我看来，就有些像是科班毕业的人都知道的典故。但因为这些典故出现的频率太高了，反而让人看着辛苦。《不成问题的问题》，就好像是一首格律太工的近体诗，读起来似乎有些限制了情感的表达。它像宋诗，处处透露出学者的气质，而诗人的那种诗性全无。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说：“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发达到极端，可以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
正因为梅峰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太刻意了，所以造成了整部电影都可以截图成老相册、截图成艺术照，每一个镜头光和影的对比，人物的站位，拍摄的角度，背景的层次都似乎是唯一正确的。这就像是患了安妮海瑟薇综合症，一件东西太完美的时候，反而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喜欢，因为它会让人有些不舒服。
这一点换另外一个比喻可能更容易理解。那些被称作教科书的东西，往往是用来学习的，而不是用来感受的。如果说《泰坦尼克号》、《海上钢琴师》这些作品是一部规模宏大的世界名著，那《不成问题的问题》就有点像是我们平时学习的课本，或者是一本教如何写作的书籍。梅老师运用了所有电影的技法，极力烘托出的美感，多到甚至让人觉得堆砌的程度。
【1】“方圆”之间
中国文人的习惯中，一直喜欢用“方”和“圆”来形容一种文化性格，在词语中，我们形容人会用“血气方刚”或者“圆融”、“圆滑”之类的词。宋朝的时候，苏轼及黄庭坚之流，也极其推崇一种外圆内方，或者说外柔内刚的性格。
这一点在《不成问题的问题》里面其实体现得并不明显。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是注意到了影片报幕前最后一个镜头：方方的门框里面刚好看到农家圆形的风车。
“方”是什么？从苏轼他们的理解来看，“方”应该是一种有棱角的人格，从某种角度来看，“方”有一种不协调和不合作、一种坚持自我原则的意味在里面，但是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并不认同现行的这一套规则。苏轼和黄庭坚在受到政治迫害的时候，都选择半隐的方式去生活。他们内在的“方”让他们不愿意向自己不认可的东西妥协或者是低头，他们所能做的便是在外界现实生活中，让出自己的位置，达到一种“圆滑”，委屈自己，向生活妥协。苏轼在《送吕希道知和州》这首诗里说：“年年送人座太守，坐受尘土堆胸膛。”这句话就是东坡在抱怨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有志向的人都希望可以被任命到中央以外的地方，苏轼也在这些人之列。
“圆”是什么？如果说“方”是不妥协不合作和坚持自我的话，圆就是妥协合作甚至于没有自我，既然没有自我的话，对于环境到底认不认同，就不是一个值得考量的事情了。
《不成问题的问题》讲的是一种“处世智慧”，丁务源（务实的“务”，左右逢源的“源）是一个农场的主任。我们更容易看到他的“圆”的部分，他在各种人中都“吃得开”，他对干活的农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后经常给三太太家送鸡鸭。跟佟小姐说几句洋文，和雇农说“要得”，在和秦妙斋说他要离开的事情的时候，哪怕他不真正认同，他也说他们再也不能“为了艺术”云云。再看雇农们，他们更是只要不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就可以旁观。在秦妙斋同他们讲丁务源的处境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围成一个半圆而坐。他们嘴上说“要得”，可是最后帮忙了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大兴顺利地达到农场了。不合格的导演如果把这一段“骚扰”拍出来，就会闲的雇农们太有血性了，那“圆”的那一部分就没有了。
全局的“方”其实体现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尤大兴。更有意思的是，在人物当中，似乎所有人都是“圆”的处事原则，连尤太太都很认真地想要帮助大兴经营他并不擅长的人情的这一面。而在影片所有拍摄的角度所构成的景物里面，倒是有很多方方正正的门，甚至在亲妙斋和佟小姐读诗的那一幕，他们背后的窗子是方的，窗子旁边还斜放了一个柜子类型的方的东西。倒是在佟小姐画画的那一幕，出现了一个半圆的拱桥，在秦妙斋劝说雇农们帮丁务源的时候出现了半圆，影片有一幕出现了圆圆的太阳，最后出现了一个圆形的风车。
主演范伟觉得：“这是一部很淡的电影。”
而导演梅老师说：“我追求一声叹息的惆怅，而不是拿出武器对抗些什么。”
所以倘若你看完电影，并没有什么印象，我觉得导演的目的应该就达到了。其实在农场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你几乎看不到作为“圆”的代表的丁务源的挣扎，只是他在全剧中都有被辞退和取代的危险，然而你处处可以感受得到大兴的挣扎，他好像一个异类，想要好好做事，却处处是阻碍。剧中唯一一个和两人都有接触的会计更是一个人人都忽略的有趣的角色，他只是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他有自己的坚持，而他在两任主任之间都处得来。
我看的很多影评里面都在说社会现实如何如何，时代价值如何如何，但是我觉得导演确实没有想要我们在“方圆之间”做一个价值判断和选择，或者说让我们基于这种“方圆”而联想起社会上的种种，导演说的“叹息的惆怅”更多是一种反思。因为“方”和“圆”在一个人身上一定是共存的。《不成问题的问题》是戏剧化的现实，真正的情况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坚持，也有我们的妥协。导演把两种生命形态的得失全部拍出来了，而且他戏剧化的表现方式让两种生活形态都达到了一种极致。有的时候，我们或许真的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身上“方“的一面或者是”圆“的一面是不是太多了？
叹息是重要的，反思大概也是吧。
【2】“方圆”之外
我最开始说过了，导演运用了太多的拍摄技法，很多都可以单独拿出来当教材给同学们上课，但是堆砌的技法确实让人失掉了观影的愉悦。不过导演也不追求这一点，文艺电影本来就在这一方面和商业电影泾渭分明。
首先是光影的运用。
因为导演选择了黑白的展现形式，所以不得不考虑，怎么去体现黑白之外的东西，怎么让黑白的东西有质感？在这一点上，导演选择了“光和影”。
在白天的时候，窗户一定要打开，透出外面的光，或者从外面看房子里面，看到里面暗的部分，这都是很基本的。
还有就是大家都注意到的影子的处理。
在尤太太坐在房子外面给大兴擦鞋子的时候，灯光从她的脚边打上来，她的整个人的影子就印在后面的墙上，而当那些雇农来的时候，墙上有了雇农的影子，这一个画面别提有多美。
关于影子，还有一个大多数人可能忽略的镜头，就是当秦妙斋来到农场的时候，他和丁务源交谈，墙上映出了他们俩的影子。妙斋的影子很大，或者说显得很“自大”，而丁务源的影子在一旁就显得渺小很多。这和他们真实的情况是一种有意思的倒置。
另外，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亲妙斋有几次用火柴打火，那种火光一瞬间燃起来的感觉，更为画面增添了质感。
其次是影片处处运用闲笔。
在文章里面，很多大作家都极其善于运用闲笔，像是沈从文描写湘西的环境，像是曹雪芹叙述很多小丫头们的恩恩怨怨、打打闹闹。但是问题就在于所谓的“闲笔”其实一点都不闲，它们所承担的作用就是形成一种“场”，这个“场”与其说是具体的花花草草、莺莺燕燕，不如说是主人公们生活的环境，是一种纯感受的东西。
而《不成问题的问题》里的闲笔，更像是导演的一种“刻意”，因为他不想“对抗什么”，所以他必须把影片中展示的”社会问题“或者是“时代弊病”、“方圆的对立”这些东西统统冲淡。这就好比我们想要喝一杯咖啡，但是我们害怕它可能会很苦，于是我们就会往杯子里倒很多水。
所以说，《不成问题的问题》里面的“闲笔”更多是一种极致的美感。
首先一个很棒的闲笔是川剧小品《皮筋滚灯》，就出现在佟老板想要辞掉丁务源的谈话的场景里。小的时候和爸妈一起去过四川，恰好看到这场戏，对它印象极深。当时导游跟我们说四川人喜欢吃辣，多出辣妹子，《皮筋滚灯》就是一场关于“耙耳朵”(也就是”怕老婆“的意思)的戏。因为这个角色在当地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四川人也把怕老婆的男人叫做“耙耳朵”。当女主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唱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可是当皮筋一出场，我的童年的记忆全部回来了。
这就很耐人寻味了。虽然这里的主要角色（也就是能决定故事情节走向的角色）都是男人，可是仔细想来，里面几个及有味道的女人的角色也绝对起了很重要的“耳边风”的作用。最明显但是没有点明的是三太太，她在丈夫面前极力留住丁务源，也挑拨丈夫和佟老板之间的合作关系，让他们突出了在农场的合作中争权的部分。另外一个被秦妙斋挑明了但其实不明显的就是尤太太，因为大兴有自己的坚持，他不太能受太太的想法的影响。
还有一处闲笔就是当大兴和尤太太进农场的时候，尤太太给大兴递了脸盆，大兴没有接到，然后脸盆就顺着水流飘走了。有些影评人认为这里构成了对尤太太的暗示，她为大兴做的事，大兴不会领情。
当秦妙斋准备进农场的时候，这里有也有一处闲笔，但是其实是隐掉的主线的一部分。教授不见了以后，镜头以秦妙斋的方式拍了大片大片的树林，大片大片的景色。但是导演用的镜头感很有意思，他不是好好地去拍，而是像日本的鬼片的拍摄手法，就好像是演员拿着摄像机一样，镜头不断地抖动，同时反映出演员心里的慌乱。可教授去哪里，我们在影片中没有机会知道了。
第四处给我印象很深的闲笔是太阳从山里升起的场景。圆圆的太阳在山顶上，从只露出一点点到升到最高，似乎预示着在这个农场，“圆”的处世哲学更符合“适者生存”的命题，这就是大环境。
第五处给我印象很深的闲笔是尤太太打开窗子看外面。她似乎在“方”内生活太久，需要透透气。
当然了，闲笔是不须要这样去破坏地解释的，我们能够欣赏画面的美感就很好。
还有就是影片“戏台子式”的展示方式。
这里的“戏台子式”的展示方式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演员精致的站位，其次是进出农场的那条小路其实就是进场和下场的路。
关于演员的精致站位，大多数只有两个人的场景，他们两个人都会相对而站，在画面的正中间，但是在尤太太和大兴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当尤太太想要替雇农说情的时候，她和大兴的站位，一前一后，中间有一层若隐若现的纱，构成前后很精致的层次。
另外就是在雇农集体出现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会很自然地形成三个层次，无论是打麻将的时候，还是看农场的告示的时候。甚至人物多于两个，导演会把后面的人物虚化成背景。就像秦妙斋和佟小姐第一次见面时，秦妙斋和丁务源说话，佟小姐和三太太就被虚化了。所以说，每一个场景的人物层次是很清楚的。也是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在秦妙斋和雇农们述说丁务源的处境，要他们帮忙的时候，他们围坐成一个半圆。
关于进出农场的小路其实就是进场和下场的路这一点，其实有点限制了很多人对这部电影的看法。把“戏台”限制在农场这一个舞台，会很容易让人把在“戏台”，也就是“农场”上的成败理解成人物的成败。大多数人都认为，丁务源这种性格，在中国更吃得开，但是像尤大兴那样太有原则、太有效率的人其实会在现实中处处碰壁。
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农场这一个舞台。
农场是一个舞台，角色在这个舞台上的成败与他在其他的地方是否能成功并没有关系。很多人会因为这一点想到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但是真的是如此吗？在我，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地域的文化性格。在南方尤其是上海那样重效率的地方，人情有用没错，但是它还是还会淘汰很多混吃等死的人，但在北方尤其是北京那样重形式的地方，似乎人情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更大一些。
这是一个地域的文化选择，其实也可能是生活横在我们面前的选择。
当你发现你在一个僵化的体制里面，你有勇气或者说有能力放弃，然后另寻出路吗？当你发现你周围人都在累死累活地工作的时候，你有渴望过安逸或者是通过有些关系成为只是整天坐在办公室就能拿钱的人吗？
很多东西都很难用一个简单的词汇来概括，就像是我举得北京上海的例子也不完全合适。我是想说《不成问题的问题》并没有讽刺什么，它只是说一种确实存在的现象(具体会不会存在也很难说)，但是神州大地上的某个角落，一定有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存在。
更重要的不是抱怨中国被贴了标签的“人情社会”，顺便在和西方比较一番。
重要的是，你喜欢哪一种？
【3】无关“方圆”
最后说一点我自己的感受，我会觉得这部电影很“刻意”，但是并不代表我不喜欢，恰恰相反，其实我对里面的有些表达方式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心情。“刻意”不是错，而是一种导演叙事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恰合我意。
无论是电影情节还是电影本身，我们太多带着评价的眼光去看了，一旦评价，就好像必须要分出个优劣和是非。
可是很多东西是没有什么优劣的，更别提什么黑白分明的是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