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朋友圈看到了高原项目同事任志刚的讣告,感觉特别惊讶和诧异。讣告是志刚夫人用志刚的微信号发的,刚开始没太看明白,感觉像一个尚且活着的人在发布自己的追悼会邀请函。
仔细确认几遍才真正理解,看来志刚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但还是不死心,立即拨通还在高原项目任职的同事电话加以确认。同事正在迎接上级检查,不太方便说太多。但他也简单描述了志刚的死因——他确诊了胃癌,从项目回家没多久,终于在一天,以轻生的方式和这个世界说了拜拜。心情一下子沉重得无以复加。志刚才46岁,比我大一岁。他还那么年轻!
我和志刚算不上特别好的朋友,只是同一年毕业,一起分配到渭南桥处机关参加工作(放在古代我们应该算是“同年”)。那是“非典”末期的一个秋天,世界已恢复了疫情前的秩序与平静。我们在一起参加岗前培训,晚上也曾一起坐在机关院子里吃烧烤、喝苦瓜啤酒。志刚不太善于言谈,却习惯向他人报以微笑,是一个性格很温和的人。
后来我们一起去苏州,但不在同一个项目。我也曾通过共同认识的人,依稀了解到他的工作经历。在企业,我们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线。我参加工作8年后,毅然选择了回机关,回归朝九晚五的生活。而他走的局指路线,虽然还在基层,但总的来说收入应该比较可观,工作也不如真正的一线那么艰辛。
再见志刚就是在高原项目。我被任命为局指安质部副部长,他则出任工程部副部长。在高原旅店重逢的一刻,我们相视一笑,仿佛一对朝夕相处的老熟人。我想,起码未来几年在高原,我不会寂寞。我们是20年的老相识了,但真正一起工作却要从零开始。
孰料只是短短一个月我就出了车祸,然后带着一身伤痕下山了。他没有给我发过信息慰问,也许我们真的不算彼此关心的朋友。就像这次知闻他猝然离世,我也没有向他的家人致以问候。不过我想,当年在他听到我受伤的消息时,他也一定有过震惊和难受。毕竟我们是那一届毕业生在这个单位里几乎完全雷同的两块模板——我们都成长为企业的中流砥柱,但我们又同时混得都不那么出色,未曾高官厚禄、万人敬仰,只算得上温饱无忧、家庭和睦。
上一次听到如此令人震惊的噩耗,还是罗建平的离世。罗工算是我的半个师傅,在苏州第一个项目,我整天跟在他屁股后面混,跟着他学测量、学技术,下班后一起去喝酒、唱K、吃火锅……
巧合的是,在苏州我也受了伤。伤不重,不过右手手指也缝了二十几针。受伤回来的那个晚上,罗工本已躺在宿舍床上睡觉,见到我手上缠的纱布,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我就觉得你们今晚出去不会有什么好事……本来想拦着你的。”这句话里,有关心,也有鞭策。我都听出来了。
罗工调到南昌生米大桥那天,我一个人躲进宿舍里哭。那是我第一次在单位里面对离别。罗工却没有哭。他临走前狠狠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后来我明白了,他为什么不像我那么伤心。他已经经历了几次人来人往,他已经明白了这个单位的性质——其实那也是人生的性质。再后来,我辗转了几个项目,再也没有为一场离别而流过泪。不是我心肠变硬了,只是我已经适应了。
我和罗工在郑西曾短暂再聚,感情依然友好,却也没有了在苏州时的深厚。后来在福建平潭也曾见过他,彼此就更加疏远了些。再后来就突闻他的死讯。说是他过年回家,乘坐私人老板的车在高速上出了事故,他和那一家人都没能幸免于难。
在得知罗工去世的那天,我本就想写一篇纪念文章来着。可后来终究没有动笔。那时候我三十多岁,还没有完全习惯与一个熟悉的面孔永别。就像当年在苏州一样。如今志刚离世,我的感悟要远深刻得多。我已经四十五岁,不算老,也不年轻。死亡已无数次清晰地推向我的眼前。
如果没记错的话,志刚不抽烟,也绝少饮酒。真不明白,这样的人怎么就突然染上了绝症?前阵子在局内网看到他下山的人事命令,还以为只是高原项目的正常轮换。没想到对于他而言,竟已是人生的最后告别。
我没有志刚的好习惯。我会背着老婆孩子偷偷抽烟。我简直有了酒瘾,几天不小酌一杯,就会感到浑身不适。这次志刚的离去,给我敲响了警钟。戒烟戒酒,规律生活,保障睡眠,加强锻炼,这一切已迫在眉睫。
我总是在黄昏时感觉到悲凉。虽然黄昏常常很美,天边的云霞很壮丽。黄昏意味着一天的结束。古人也曾看过这绝美的黄昏,但古人看到的那一个,早已逝去,了无痕迹。
我们可能出生在同一个黎明。我们可能在生命的长河里,携手并肩共度过一段美好的日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黄昏。罗工的那一个,似乎已经渐行渐远。志刚的这一个,沉重的夜幕业已彻底拉合。而我,还在生命中上下求索,和许多人摩踵擦肩,聚散离合。
我不知道罗工和志刚在他们生命的黄昏看到了什么。我也不想知道。黄昏无语,依旧一个一个到来。对于每个人,黄昏的形式固然不同,但结局恐怕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