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懂事起，“地主成份”就像一道模糊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每次开学填表，父亲总要再三叮嘱：千万别写“地主”要填“富农”，再后来又让我填成“社员”。越穷越光荣的年代，政治觉悟就是一种必要的生存智慧。
那时爷爷还在受管制，他在公社林场的养猪场里烧锅炉、养猪。
那时候物质很匮乏，米、盐等生活必需品基本上都是用鸡蛋换回来的。那时候母鸡下个蛋都是咯咯答~咯咯答~满院子叫唤着报喜，那个年代温热的鸡蛋就是金币，就是现金流，得马上收藏起来以防不时之需。只有孩子生日，母亲才会煮一个蛋，给我们庆祝。有一年生日，我因为没吃到那枚蛋，便执拗地不肯承认自己长大了一岁。
姐姐的记忆里，吃过芍米饭，一锅红薯没有饭粒的那种。若干年后她还抱怨，说她最苦，在长身体的时候，吃的全是“猪食”。
我小姐姐三岁，却没有这么根深蒂固的“痛苦”记忆。相反还觉得儿时的那个世界充满了温情。
那时父亲在乡里煤矿上班，算是挤进了工人阶级队伍。矿上每周都会“打牙祭”----会分到一小碗肉。父亲从来都舍不得吃，总会把那一小碗肉带回来，与我们一起分享。
于是，每个周六家里都象过节一样。老屋的木楼顶糊满了旧报纸，那是我和姐姐的寻字乐园。姐姐每说一个字，我便歪着脑袋，在密密麻麻的字海里搜寻，用最短的时间在上面给找出来。我循着姐姐的眼光每次都能快速地捕捉到目标。然后我反过来考她。欢快的笑声和期待的幸福感交织一起在屋里蔓延流淌。从亮瓦片里照进的阳光就象舞台光柱一样投射进来，茸茸的尘埃在光柱里跳跃起舞，精灵一般。
每到快过年的时候，母亲总会把浆洗干净的旧衣服，拿出来用染料重新浸染一番，变戏法似的衣服便焕然一新，到了过年那天才肯拿出来让我们换上。那时候穿衣基本上是接力赛：姐姐穿了给我穿，我穿了再给妹妹 ，鞋子也一样。清一色的时代风：黄军装、解放鞋。
那一年我穿的解放鞋坏了，左右两窟窿，有一只还缺了鞋帮，哒哒哒就是只拖鞋。天晴还好，下雨天身后全是泥。没少挨母亲骂！
入冬前的一天，母亲突然给我换上了一双千层底的新布鞋，灯芯绒的面料，全家独一份。穿上新鞋在家里一走，牵着姐姐羡慕的眼神溜一️圈甭提有多神气！我不知道母亲熬了多少个夜晚，花了多少繁复的工序，但知道那里面全是母亲的疼爱。
第二天上学，突然下起了雪，大片大片的雪，放学时，雪铺了厚厚的一层，回家的路早被踩成了泥浆路，我将鞋脱下来小心放在书包里，撒开脚丫一口气就跑回了家。一到家就嚷嚷叫“妈我回来了”！母亲从里屋出来一声惊呼“哎呀我滴儿，你怎么这么笨啊”。又忙不迭地给我提来热水，一边替我搓洗冻红的脚，一边一个劲地数落我，我却呵呵傻笑“我不冷，你看我头上还在冒汗呢。”
后来政策放宽，母亲办起了养猪场。记忆里，那些小猪崽都是银亮的毛，粉嫩的鼻子，白得透明的脚趾甲。给母猪接生是父母最开心的事，一窝十几个金疙瘩，体质弱的还要抱起来用奶瓶喂葡萄糖。养上两个月，再当仔猪卖出去。
父亲也开始办涂料厂、印刷厂，家里光景一天天变样。他成了第一批万元户，后来又办编织袋厂，当上双拥模范、政协委员、中共党员，最终抽调到县民政系统工作。我们全家随父亲进了城。渐渐疏远了泥土的气息，也远离了儿时那份纯粹的欢欣。
有一段时间，父亲天天做同一个噩梦：梦见自己赤条条的背着两百多斤的煤篓子，在吊绳梯上晃悠来晃悠去，脖子上勒得精疼，可就是爬不上去，憋得实在受不了，只好放声大哭，醒来后枕边总是湿湿的一片。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梦，也不知道那个梦代表什么？是不是他还想求进步却总事与愿违？记得当时我还劝了他几句：“实在不行我们就回老家去，这里有什么好的！屋里放个P，楼上都听得见…。”
那一年春节，他破天荒地给我和妹妹一人四百块钱的压岁钱，要我们春节后都出门打工去~。他也在那一年辞了职，回到老家开始专心侍奉爷爷奶奶。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快乐、痛苦和担当。一生中谁不挨点苦，受点委屈呢？所幸，父亲骨子里始终揣着积极和乐观。
而我再也不是那个追光的少年，那欢快的笑容和清澈的眼睛，丢去了哪里再也找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