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0307
原文：
十二年（癸酉、前168）
冬，十二月，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东郡大兴卒塞之。
春，三月，除关，无用传。
晁错言于上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减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帝从之，令民入粟边，拜爵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愈勤农，大富乐矣。”
上复从其言，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解读：
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
冬季十二月，黄河在酸枣（今河南延津）一带决口，向东冲垮了金堤（今河南濮阳附近），东郡大规模征调役卒奋力堵塞决口。
春季三月，朝廷宣布废止关隘检查制度，吏民出行不必携带通行凭证。
晁错在《论贵粟疏》中向文帝进言道：“圣明的君主在位时，百姓不挨饿受冻，并非因为他能亲自种粮给百姓吃、织布给百姓穿，而是由于他为百姓开辟了获取财富的途径。所以，即使尧时遭遇九年水灾，汤时遭遇七年旱灾，国内却没有饿死或瘦弱的人——正是因为积蓄充足、早有准备。如今天下一统，土地与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时代，再加上连续多年未遇水旱灾害，然而积蓄却不如那时充裕，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土地尚有未利用的潜力，民众尚有未发挥的余力，能生长粮食的土地还未完全开垦，山林水泽的资源还未全部开发，不事生产的游士说客还没有全部回归农业。
“人在寒冷时不会苛求轻暖的衣服，能御寒就行；饥饿时不会奢求美味佳肴，能果腹就行；一旦饥寒交迫，人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一天不吃两顿饭就会饿，整年不添衣服就会冷。肚子饿没有食物充饥，身上冷没有衣服御寒，即便是慈母也留不住她的孩子，君主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明君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引导百姓从事农桑，减轻赋税，增加储备，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如此，才能赢得民心。
“百姓，取决于君主如何引导。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不分东西南北。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然而大家却珍视它们，是因为君主重用它们。这些东西轻便微小、易于收藏，握在手中，就可以凭借它走遍天下而不必担心饥寒。这使得臣子容易背叛君主，百姓轻易离开故乡，盗贼受到怂恿，逃犯便于携带。而粮食布帛，从地里生长，依时令收获，靠人力聚集，不是一天就能得到的；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搬都搬不动，奸邪之人也不易图谋，但一旦短缺，饥寒立至。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如今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服劳役的不少于两人，能耕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收成最多百石。他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砍柴草、应官差、服徭役；春天不能避风沙，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此外还要操办红白喜事、探病吊丧、抚养孤幼，一切费用都出自其中。如此辛勤劳苦，还要遭受水旱之灾、急征暴敛，赋税说收就收，早上下的命令晚上就又改了。有粮的只得半价卖出，没粮的不得不借高利贷，于是有人卖田宅、鬻子孙来还债。而大商贾囤积货物、牟取暴利，小商人摆摊贩卖、操纵利润，每日穿行市集，利用官府的急需，成倍抬高售价。所以他们男不耕田，女不织布，却穿着华彩衣裳，吃着精米鱼肉，没有农夫的辛苦，却有很多的钱财。凭借雄厚财富，商人结交王侯，势力超过官吏，以财利相互倾轧；他们得意扬扬地到千里之外的地方游乐，路上排满了车辆，他们乘坐坚固的马车，驱策肥壮的马匹，脚穿丝制的鞋子，身披精美的白色绸衣。这就是商人能够兼并农民土地，导致农民流离失所的原因。
“当前最要紧的事，没有比引导百姓务农更重要的了。要想让百姓务农，关键在于提高粮食的价值；提高粮食价值的方法，就在于让粮食可以作为赏罚的手段。如今可号召民众向官府缴纳粮食，用以换取爵位或免除刑罚。这样，富人得到爵位，农民得到钱财，粮食得以流通。能够纳粮换爵的人，都是有余粮的。取之于有余，以供朝廷之用，就能减轻贫民的赋税——这正是所谓‘取有余，补不足’，政令一出百姓就可得利。现行制度规定：献战马一匹，可免除三个人的兵役。因为车骑是国家的军事装备，所以才设定这样的免役待遇。神农氏有言：‘即使有十仞高的石城、百步宽的护城河、百万雄兵，但没有粮食，照样守不住。’由此看来，粮食才是君王最重要的资本，是政事的根本。如今让百姓纳粮授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人的兵役，这与献战马的功绩相比差得太远。爵位是君主专有的，开口就能赐予，无穷无尽；粮食是百姓种的，生长于地，永不匮乏。获得高等爵位、免除罪责刑罚，是人们极为渴望的。如果让天下人纳粮至边疆以换取爵位、免除罪罚，不出三年，边塞的粮食就一定会充裕起来。”
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百姓可向边地纳粮，根据数量多少授予相应等级的爵位。
此后，晁错又上奏说：“陛下准许天下人纳粮至边塞以授爵，这是很大的恩惠。但我仍担忧边塞士卒的粮食不够吃，建议扩大向天下征集粮食的规模。若边粮足够支撑五年，就可以让百姓改向郡县纳粮；若郡县积攒的粮食足够一年以上，就可以适时赦免罪犯，并免收农民租税。这样，恩泽广施万民，百姓会更勤于农耕，天下就会富足安乐。”
文帝再次采纳他的建议，下诏说：“引导百姓的正途，在于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这是根本大计。我亲自倡导农耕，至今已有十年，可耕地没有增加，一遇到歉收之年，百姓就要忍饥挨饿。这是因为从事农业的人仍然太少，官吏也未能真正重视。我屡次下达诏书，每年鼓励百姓栽种桑树，却至今未见成效，足以证明官吏执行诏令不力、未能有效激励百姓。况且，我的农民如此艰苦，官吏却毫不体恤，又如何能勉励他们从事农业呢？现特赐农民今年租税减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