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世事何时了，我是人间事了人”，这可以算作是白居易的处世格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白居易的自身经历和人生态度铸就了他意气风发济天下、适意坦然善其身、平和安详乐顺天的风雨人生路。
初入长安声名扬
白居易生于河南新郑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祖父和父亲皆为官吏，饱读诗书。5岁，白居易开始写诗。8岁，白居易懂诗词声韵。9岁，因徐州战乱，家人迁往宿州符离，躲避战乱。白居易在符离用功读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
11岁，为躲避战乱，白居易被父亲送往江、浙一带。江浙湖光水色、精巧建筑，白居易在此欣赏到了一派繁华富庶的景象。大概诗人的灵性便是在此时培养的。
锋利的宝剑终要出鞘，学子潜修儒学终究是为了救济世人。
16岁，白居易，抵达长安，求取功名，最终以一首用语自然流畅，意境浑然天成的《赋得古原草送别》得到大文豪顾况的赏识。一时间，白居易名声躁动。
宦海浮沉天下济
白居易虽然聪颖过人，可惜科举不利，一直到29岁才考中进士。登科只是他人生理想迈出的第一步，白居易的仕途起点并不高。直到34岁，白居易才任西安周至县尉一职。但正是这小小的县尉，让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底层百姓，了解民间疾苦，因此创造了大量的讽喻诗。《秦妇吟》《观刈麦》《卖炭翁》都是白居易为百姓发声，大胆揭露当时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诗篇。
然而满身的才华、一片赤诚心并没有让白居易收获到进阶的筹码，反而遭遇了贬谪。
45岁，因越权言事，忤逆国君的白居易，被贬江州。在一次夜送好友的江船上，偶遇长安故娼琵琶女，听闻如泣如诉的乐音，再听她的悲惨遭遇，有感于怀，写下了《琵琶行》。一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既道出了白居易仕途上的失意，更映射出了白居易的博爱之心。正是这种博爱的情怀给那样冷漠的社会增添了一丝亮色，给那些孤独的心灵带去了一丝暖意，这就是白居易诗歌最温暖人心的地方，也正因此它才能传承至今。
退而中隐乡心安
政治的受挫并未让他一蹶不振，48岁时他又被重新召回朝廷。但好景不长，不久，朝廷又将他贬到杭州，有诗篇《初出城留别》中诗句“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为证。
杭州上任，年近半百的白居易性情已大为改变，转而专心地方政务，欣赏江南风光，留下了大批的闲适诗，如清新雅致的《忆江南》，写他畅游西湖的《钱塘湖春行》和煮酒约好友的《问刘十九》等。
此后，因为白居易政绩突出，朝廷多次将其召回。但通达的白居易对自己的仕途早已明了。所以，晚年的白居易尽管深居高位，最后依然选择调离中央朝廷。那首《勤政楼西老柳》便宣示了他与官场的告别。“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开元一株柳，长庆二年春。”那即将走上漂泊之路的多情人，再回看那棵见证了百年沧桑的老柳，他更加明白，只要我们能坚挺如树，立风骨于人间，定能像树一样，再见来年的春天。
白居易的一生是有生机的一生。
白居易少年丧父,中年失女;年轻时,因耿直得罪权贵;年老时,因圆滑安享晚年。他没有杜甫圣人般的完美,却保全自己;他没有李白的飘逸灵秀,却为杭州和洛阳百姓做了实事。他一生经历八个皇帝，在黑暗的官场中,他不为权贵所屈,不受党争之累,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清白。为此，他必须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之间不断切换。
回顾白居易的创作历程，由讽喻走向感伤，终又趋向闲适。可见，只有善于自愈的人，才能与生活共进退，在不同的时段收获不同的人生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