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陕西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的梧桐树开始落叶，清晨的空气中弥漫着环卫工焚烧落叶的烟味。

6点半，轻轻的爬下床，下铺的袁文伟还是睁开了眼，他一向都睡得很轻，也习惯了我近期的早起，看了眼，又翻身眯着。其他人都还熟睡着，大四的生活，就是如此的放纵。

套上衣服，上抬着打开门。楼道里静静地，每个宿舍门口都堆着垃圾，楼管的阿姨还没有开始打扫。这里是14舍四楼，当年苏联人援建的四层楼房，楼道两侧打通的，旁边连体的13和15舍是三层结构，他们的楼顶就成了我们的晾衣场、足球场、牌场、酒吧和夏夜的露天大通铺。

下楼左转，从13舍向北路过女生宿舍门口，穿过东方红广场，继续向北到达体育场，开始晨跑。操场上已经有一些人，女生居多，我独自慢跑着。

半小时左右，原路返回，路过东方红广场西侧的商店，买了一袋光明纯牛奶和一个毛毛虫夹心面包，从旁边报亭拿了一份《环球时报》，回到宿舍。

袁文伟床上空着，其他四人还睡着。拿了牙刷来到公共洗漱间，袁文伟从旁边的厕所出来，嘴里含着牙刷。

“你真会过日子”，我说。

袁文伟抬眼含着牙膏望着我，一脸疑问。

“天冷了，知道用37度温水刷牙。”

“去你的”，袁文伟恍然道。

回到宿舍，对面的范成继和张培也醒了，阳光照在张培的脸上，使他睁不开眼，眯着眼道：“你俩每天起这么早干什么。”

“你当我愿意？还不是老邓吵得我！”袁文伟回道。

“邓子最近犯神经了，每天早起锻炼。”范成继接道。

“犯神经是你’范进’的专利，我哪敢侵权！”范成继是福建人，说话快，发音不准，念自己的名字总让听成“范进”，所以我们总用“犯贱”、“范进中举”的典故玩笑他。“你们整天睡，大好的青春浪费在梦里，还不如我每天去操场看看美女，你们不知道，跑步的妹子们那身材一个比一个棒。”

“老邓就会假假的说，咋没见你跟哪个妹子好上？你也就会耍耍嘴上功夫。”张培上铺的陶景辉也吵醒了，他是浙江人，“假假的”是他的口头禅。他年纪最小，84年的，比我小四岁，不到17岁考上大学，和张培都是学霸。

“你俩赶紧起来复习考研去，剩下不到2月了，还睡！”我说，“走，老范，咱继续网吧玩咱的《剑侠情缘》去。”

“等会，我也跟你们上网去。”时平利蒙着被子说道。

“我去，你也醒了，蒙着被子，还以为你睡着呐。”袁文伟道。

“你们叽叽喳喳的，我能不醒么？”

“平利，你不也要考研么？咋了？放弃了？”我啃着面包，翻着报纸问道。

“复习得迷茫了，调剂一下。咱不能跟两个学霸比，一个要出国，一个要考浙大的硕博连读，咱就报个本系的试试，考上就上，考不上就工作。”

“那我也跟你们去”袁文伟插话。

“你看你俩，玩就玩呗，还带坏了2个考研的人”陶景辉咂着嘴说。

“那是他俩革命意志不够坚定，抵御不了糖衣炮弹的侵蚀。”范成继接道。

“我去上网下载个简历，做好两手准备，周末陕师大那边有个招聘会，想去看看。”袁文伟说道。

“怕是去陕师大和西安外院看妹子的吧？”张培道。

“我哪有你那些龌龊的思想，脑子里的日本大片快装不下了！”

“我们那是纯艺术的欣赏，哪像你是纯闷骚的幻想。”张培笑道。

大四的生活是猪一样的生活，尤其是不报考研究生的同学们。唯一不爽的恐怕就是就业的压力。

1999年，国家实行高等院校扩大招生，算来我们是“扩招”的第二批学生，就业就是压在我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当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闯过来了，现在又是百万大军就业难，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们何去何从？

我来自山东威海的一个小渔村，父辈是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考上大学可以说多半是为了父辈的脸面，是被“别人家的孩子”逼出来的，虽然，事后自己也成了“别人家的孩子”。

大学里，我是个“60分万岁”的人，考研是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于是，找工作也就摆在了眼前。想过在威海的周边找个城市落脚，这样既能够与父母保持一定距离，又不会太遥远。也想过回到威海跟发小一起做点买卖，但是，都没来得及细细谋划，因为闲逛中看到了部队招聘会的横幅。

记得那是一个太阳快要落山的下午，在校区西南脚的一个老式建筑，门口拉着横幅，沿着大门两侧摆了两列桌子，问了一下，是ＥＰ的一个专场，因为自己是飞机发动机专业的学生，就傻傻的问了怎么没有空军，那个军官就说，海军空军都在裁人呐，今年只有我们ＥＰ要人（后来知道，他是胡说）。然后，就随便聊了起来，得知我是山东人，他说：山东是我们的辖区，想来部队，就来我们这吧，我们给你安排得离家近点。

“今天也没准备简历，碰巧路过，看到就过来了。”我说。

 “用不着简历，给你个表，填一下就算是报个名。这几天我们还要去其他院校招聘，正好你可以考虑一下，如果确定要来我们这，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签协议。”他说。

就是这样，报了名，甚至我还不知道这个一杠三星的军官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是ＥＰ的，只知道他们的辖区包括山东。

没有跟父母征求意见，每周一次的电话也没有提及此事，不是刻意的隐瞒，仿佛就是洗脸洗脚一样平常的不值当提及。只是在同学和室友谈及工作的时候，会在内心权衡起此事，想起小时候玩过的打仗的游戏，想起随军打过长江的小爷，想起即墨战役牺牲的二爷，想起父亲讲起的高中当兵未遂的往事，想起电视剧里演绎过的铁血豪情，想起初中、高中和大一军训中的教官，想起南海撞机、驻南大使馆被炸后和同学们的义愤填膺，还有眼前愈演愈烈的“台独”公投……

像是魔咒了一样，每权衡一次就加深一分对军人的着迷。

半个月后的一个晚饭后，在学校后勤集团的宾馆房间里，我再次见到了那个军官，这次我知道了他的名字——郭领军，是看见他在别人《入伍协议》上写下的名字，也是那一夜，他在我的协议上也签下了这个名字。

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鞭炮，没有锣鼓，没有观众，平静的让我想起了地下党的入党仪式。

就是这样，在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了一条别人十字路口中没有的方向。

生活依然是猪一样的生活，唯一变的是每天晨跑的时间长了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