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刀尔登，方知原来如此。
刀尔登对六国没有丝毫同情：
秦与关东诸国的战争，本质上是价值观的战争。……总之，秦人是坚忍的，关东人是腐败的，秦国是战争机器，六国是花花世界。
军事之外还有社会：秦国高度组织，六国散漫；秦国单纯而有一致意志，六国纷乱而以彼此拆台为得计；秦国重实务，六国拘于旧礼——“古老的价值观已从内部破碎，再也不能使人们团结起来了”。
六国还有救吗？他说，楚国本最有可能牵头抗秦，可它“新进”的身份一直被传统大国瞧不起，从齐和三晋得不到多少支持——“秦兵打来时，这边还在争夺‘文化优势’，战争的结果不问可知”。
于是太子丹“看不到希望，就只好幻想了。”
读荆轲的故事，白衣、筑声、怒发冲冠，世人的角度是审美。刀尔登看到的却走投无路，是彻底的绝望。
而“一剑之任，以当百万之师，须臾之间，可解万世之耻”，刀尔登说，这样的幻想“人往往有之”。
可他紧接着又换了个视角：
将普遍的冲突化为个人之间的战争，乃是古人习见的想法。易水唱别，固是高潮，总是意气感激的成分为多；唯当怀匕西去，迢递千里，一路上所见所感，纷纭而至，而未改其衷，个人的意志，原来也可以这么可怕。
怪不得他独爱贾岛两句：“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
刀尔登承认：荆轲为什么去，他“不好猜测”。那个时代有“父仇不共戴天”，有“交游之仇不同国”，却还没有“天下之仇”的概念。荆轲说服樊於期，用的是私仇；报答太子丹，用的是私恩。所以扬雄不许以义，司马光则在一旁挖苦：“怀豢养之私，不顾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弱秦，不亦愚乎”。
好一个刀尔登。贬荆轲是他，褒荆轲是他；褒贬之后，又摊手说不知道。想想他主张的“平恕”你才明白，读一个人，理解远比褒贬重要。
其次，读懂历史需要拉开距离。
刀尔登说，汉初人一提秦的速亡就欣欣得意，好像关东的精神真有什么力量，“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似的。其实秦亡只是由于自己在政治上的不成熟——那套制度“制秦一地足矣”，要笼罩这么大的新国家，立刻就要绽裂；而他们刚得志于天下，先是不情愿改，后来是来不及了。
正如当代学者公认的一个结论：汉虽覆秦而实继秦。
于是刀尔登推测：
司马迁若迟出一二百年，大概也要化而为班固，也不会给荆轲做什么传了。
啥意思？大约可以这样理解：你能不能同情荆轲，不取决于荆轲，而取决于你离那个失败的世界有多近。司马迁去六国不远，还听得见旧时代的呼吸，所以他给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一并立传，赞他们“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再过一二百年，天下一统久了，班固式的眼睛就长出来了：成败，就是全部的是非。司马光读了，赶紧给班固点赞。
而荆轲此后的两千年，其实是一部“被需要”的历史：
汉初人需要他，给“三户亡秦”找一个开头，证明暴秦是可以被掀翻的；
陶渊明需要他，《咏荆轲》写“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一个归隐的人，心里其实还留着一把剑；
鲁迅需要他，1926 年做《铸剑》，那句“我用一头颅兮而无万夫”，在刀尔登看来“也可为荆轲的写照”；
刀尔登自己也需要他，否则不会写下这篇《谁使祖龙绕柱走》。
每一代人走到易水边，都不是为了考证史实，而是借那句“不复还”，替自己心里某个无法完成的东西哭一场。
哭罢，回到现实，玩“绕柱走”的游戏。该逃避就逃避。
没有谁会傻到“知其不可而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