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作品批评之三
文化·人性·审美
——李存葆散文集《大河遗梦》述评
黄 洁
题记：李存葆，1946年出生于山东，少将军衔，享誉文坛的军旅作家、编剧，曾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作协副主席。其代表作有《高山下的花环》、《大河遗梦》等，荣获鲁迅文学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等奖项。2003年，笔者在长江三峡偶遇李将军，得其赠书，为其撰评论一篇，发表于《当代文坛》2004年第四期。今年，恰逢李先生八十大寿，为表祝贺特重新修改此文，发表于《简书》。
2003年9月，我随中国著名作家“三峡行”采风团乘“维多利亚”号游轮，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出发，顺江而下。途中，游览“石宝寨”后回船上，在休息厅与李存葆先生不期而遇。在交谈中，李先生说要送我和西南师大曹廷华教授新出版的散文集。回家不久，便收到他寄来的大作。李先生为人和善，是个很客气的人，虽已在文艺界身负盛名，且少将军衔，官至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却在其散文集的扉页上给我题字曰：某某方家惠正。惶恐之余，捧书拜读，见识了李先生不仅小说写得好，著述散文也功力过人，不免为之惊叹，于是萌发了为其著作评的念头。
李先生赠送的散文集，选取其中一篇文章篇名，题名《大河遗梦》，共选载了28篇文章，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读着《大河遗梦》，我深切地感觉到，李存葆先生是一个执着的人。他始终坚持着自己认定的关于“人”的标准，围绕着“人”进行了视野开阔、视角新颖的审美文化考索，这便有了他的散文集——在文学语境中进行着文化沉思、人性拷问及其审美礼赞的恢弘史叙。
一、关于“人”的文化沉思
李存葆撰述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自己预设的文学语境中，采取寓理于事的表达方式，对与“人”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进行文化思考，从而阐发自己的“人论”。他的散文与随笔的切入角度往往出人意料而又颇为得体，常常能借生动的描叙表达一些让人不得不称奇的想法。
散文集《大河遗梦》所载诸文不时在浓淡相宜的笔墨间昭示人们：人所能碰到的世间万物，可能都内涵着生命力旺盛的文化魂灵，人类应该善待所有的生灵。于是，《鲸殇》为人与动物的文化关系的恶化而伤感；《祖槐》以“槐”为意象寄托着关于祖地同胞迁徙的绵远幽思；《我为捕虎者说》借“虎”与捕虎者展开对“力”的深层文化思考；《国虫》则施展考古鉴今的手段，把“蟋蟀文化”置于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加以审视；《大河遗梦》把黄河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寄予满怀深情的忧虑；《雪野的精灵》在古老的银杏树上读出了文化意蕴，在雪野的小花中参透了生命的美丽；《紫砂兴衰记略》品味着中华香茗的文化情愫；《泰山与酒》鉴评着酒文化溢出的醇香；《钻石与命运的对话》在对钻石的文化探询中哀叹多舛的命运；《我看北京的胡同》使作者在穿越幽深的文化长廊时感觉到自己渺小和无知……文化，让李存葆如此入迷，以至于沉浸其中而忘我到令人感佩的地步。读者倘若能沿着那深沉的思绪进入他所营造的艺术世界，轻轻地抹开那历史的尘埃，一定会观赏到那缤纷多彩的传统文化的不朽魅力。
细心阅览这部散文集，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关于“人”的文化思考，触及了许多领域，并且都表现着作者悲天怜人的情怀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忧虑。李存葆的骨子里深藏着“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和谐”宇宙观，在他的笔下，所有的生灵都和人有着密不可分的生命联系，各种生灵的生生死死都会触动他的生命情怀。《鲸殇》就是他的这种生命情怀的艺术体现。
《鲸殇》怀抱着无尽的怜悯，对“天地间最大的精灵”——鲸的命运，寄予深切地关注。据作者回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他曾经亲眼目睹过“所在部队为破除迷信而炮轰巨鲸”的事件。近年，屡有报道鲸类“集体自杀”的电视新闻，每当看到那电视图像画面便“不免黯然神伤”。他坚信，鲸绝对不会“自杀”，杀鲸的凶手是人。多少年来，鲸类多舛的命运，让他忍不住“坚意为逝去的鲸们写一诔文，以鸣鲸之冤，以喊鲸之屈”。
读着那篇诔文，感受到的却不仅仅是悼死的哀伤，鸣冤的愤慨，而且还感染着别样的情绪。《鲸殇》中分明透露出丰富的文化信息：鲸也涉及着人类文化。作者用学者的笔触，考证出鲜为人知的文化密码：中国古代先人曾对鲸有过虔诚的敬畏，曾有过“讴歌巨大生命的纯情”。曾经，华夏先祖“对巨鲸这天地间最大的精灵，给予图腾式的敬奉”，直到六十年代初期，黄海岸边的渔民仍然有敬畏鲸类的图腾崇拜活动。这原本是原始巫术的遗存，是一种传统的民俗活动，它所表现的正是中华民族历史积淀的集体无意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文化精神。可是，在那个“破除迷信”的时代，有人假借科学的名义，用暴力的手段将其炸毁了。科学促进了文明的发生，这是人类的进步。不过，倘若人类的文明必须以破坏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传统文化为代价，即使这样的文化带有原始的、神秘的特征，那么科学的作用必然是在诱使人类征服自然的同时，又与人之外的一切生灵为敌。世界生态平衡的破坏，有没有科学带来的如此责任呢？
实事求是的说，鲸类的现代厄运，在中国只经历短暂的伤害即告终，而在世界上一些地方一直到现在，这种巨型生灵早就是人类大屠杀的牺牲物种。对此，《鲸殇》的作者应当做过严谨的考察，早已蓄积了不吐不快的心结。故而，在写完鲸的中国式命运之后，马上把以鲸为对象针对科学的文化反思的锋芒直指国外：科学让人类认识到“鲸通体是宝”，教人学会了造捕鲸船、捕鲸炮，于是捕鲸掀起一波又一波狂潮；捕鲸诱发了一批又一批狂徒猎获巨型动物，满足巨大物质利益的快感，甚至引发国际海洋资源争夺、势力范围博弈。多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借助科学，让“鲸类为人类文明的灯盏，几近耗尽了最后一滴脂膏”。
的确，“科学能使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和便捷”，“能使人类变得无比强大”。可是，在科技高度进步中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文明“使人们在不同程度上获得物质满足的同时，也大大扩张了人的各种欲望”，特别是永远无法满足的贪婪；同时，唯利是图地利用科学“加剧了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恶化”，它不仅不能使世界变得安全，而且也“未能使人变得更加善良和高尚”。看来，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它必须在保护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文关怀的烛照下，才能给人类带来福祉。这是作者对科学进行文化审视而获得的真理。最后，李存葆发出感叹：“人类真正的不幸，在于不懂得在珍惜自身的同时，也应该珍惜身外的一切生灵”。由此我们不难明白，他借《鲸殇》所表达的是何其沉痛的万世之“殇”！
二、对文明世界的人性拷问
身处经济全球化、信息大爆炸而高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常常感叹当下的人类，对天上地下万事万物的研究几乎到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程度，但是，对于人自身却似乎认识得非常浅表。特别是对于“人性”的善与恶，随着价值标准的不断标新立异，人们所能做出的价值判断越来越令人惶惑。《大河遗梦》对于纠正“人性”认识的表面化，导引关于“人性”的道德焦虑，应该有很好的启迪和助益。
文集《大河遗梦》内蕴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情结，这是其文化沉思的精神动力。值得告诉大家的是，这样的情结、这样的沉思，在李存葆散文的思想中有着出自艺术家良知的出发点和归宿：拷问人性。
李存葆对走出野蛮的原始社会而生活在文明世界的现代人类，自有衡量其人性善恶的价值标准。他自己确定的的价值标准，不仅仅出于为人的善良，更是出于对人类良性生存的忧虑，因而，他对人性的拷问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把过去的人和现在的人都置于拷问的审判席上。《鲸殇》通过对科学的质疑，鞭挞着人的贪得无厌的欲望以及掠杀异类的残忍；《祖槐》由山西洪洞县的“‘三代槐树’虽携其子孙蔚然成林，竟未引得一只鸦鹊来卜居”，引出悲痛万分的“仰天发问”：难道人类可以因为发展商品经济，赚得及时行乐的物质享受而不惜污染环境、荼毒生灵？《紫砂兴衰记略》从紫砂壶曾为“百年壶珍”而现今沦落到当街贱卖无人问的地步，诊断出人们屈服于“孔方兄”的诱惑而肆意造假的人性痼疾；《沂蒙匪事》在揭秘沂蒙匪事的灾难中，撕破人皮剥出兽心，剖开暴力露出狠毒，其笔下即便是点到即止的场面，其血腥也足以让人感到什么是十恶不赦，罪不容诛。……人性之恶，真可谓罄竹难书！
记得一位伟人曾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⑴。毋庸置疑，人类建立自己的社会，确立文明化的发展方向，其目的就是让人能够受到文明教化而驯化自身的兽性，使人变成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高级动物，上升为莎士比亚所褒掖的“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然而，我们不能不认识到，人性之恶固然以兽性为生理性根源，但是其精神心里根源却必定来自于文明化的人类社会。由于私欲的恶性膨胀，自古以来，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或家族家庭遭逢盛衰、个人身临荣辱之际，人性之恶往往披上道貌岸然的外衣，通行于光天化日之下，驱使某些贪腐暴虐、为富不仁或苟且在阴暗角落的衣冠禽兽，为非作歹，肆意妄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所暴露的人性之恶，其自私阴险、残忍狠毒岂是自然状态的兽性所能比拟的。有鉴于此，对于人性的拷问不得不被置于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中。
《国虫》是李存葆散文集的重要篇章之一。这一长篇散文通过有关“神州第一虫”——蟋蟀的古今传奇，展示出神州大地的人生百态。正如作者所言：“想从这神秘的小虫豸身上，去观察、理解和破译回响在宇宙中心的最响亮的音符——‘人’”。于是，他徜徉在古往今来的中华文明历史中，以虫观人，从“小虫性”透视出“大人性”。
不知哪位善于概括的同胞，把捕蟋蟀、养蟋蟀、买卖蟋蟀、斗蟋蟀等统称为“蟀事”。这“蟀事”里有文化底蕴。《国虫》的作者赞道：“小小蛐蛐，你那美妙绝伦的歌唱，曾给多少童稚带来欢悦，曾给多少长者送上温馨，曾让多少墨客骚人诗性遄发，曾使多少丹青画子落笔成珍……”可惜，这不是“蟀事”文化。小蛐蛐给人带来欢乐，只能在充满野趣的自然环境中；而“蟀事”文化却自始至终发生、发展在文明化的旅途中。作者发现，正是在国人不断提高文明程度的历程中，“小虫性烛照出大人性”。
据《国虫》作者考证，“国人畜养蟋蟀，始自圈在皇宫中的忧怨宫娥”，她们借蟋蟀那动听的鸣唱消解孤独和寂寞。其后，“庶民之家皆效之”。自中唐始，达官贵人也被惹起浓烈的玩兴。据传，清朝康熙皇帝“尤喜鸣虫”。贪玩是人的天性，倘若喜欢这小虫只是玩玩儿，那谁会对“玩虫”说三道四呢？然而，“蟀事”可不是玩玩儿而已，它诱发了丑态百出的人性之恶。
显然，越来越发现“蟀事”不一般的《国虫》作者，必定认真思考过“玩虫”与人性的关系。由此，他发现了一个真相：“争斗是一切生命的本性”，“观赏自然界的各种生命的争斗，是人的天性使然”。“斗蟀”就是这样一种出于人的天性的玩赏活动。这种“肇始于茅舍，而发轫于宫廷”的活动，起初不过是玩玩儿而已。它曾使许多古人获得生理、心理的刺激之余，获得观赏的乐趣。
据悉，“斗蟀”之风盛行于南宋，日胜一日，不久便生出一些异样的情况，透出人性之恶来。其时有奸相贾似道，人称最大的蟋蟀玩家。据野史记载，这位“蟋蟀宰相”玩蟋蟀玩出了不少花样，诸如让宫女沐浴净身之后，于夜间将其双臂捆绑，赤裸裸地让蚊虫吮血至饱，又将此蚊虫喂蜘蛛，再拿吃饱了蚊虫的蜘蛛去饲养其宝贝蟋蟀。对此，也许有人会说，野史录自“街谈巷议”不值得采信，即便如此，正史总该有几分真实依据吧。据《宋史·贾似道传》记载，掌控朝政的贾似道晚年越发骄奢淫逸而怠于政事，堂堂宰相竟成天“与群妾踞地斗蟋蟀”，还容许门客戏称：此乃“军国大事”。以蹂躏她人的血肉为代价，来换取无耻的淫侈之乐；久溺淫侈享乐，岂会不贪生怕死，一当上战场，遇到强敌，不能履职率众抗敌，仓皇临阵脱逃，文天祥所斥：“鲁港之遁何哀也”，就是针砭此事。南宋亡国，除了皇帝昏庸，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是拜“蟋蟀宰相”之类的奸佞所赐吧。凡此种种，人性之恶可见一端
《礼记·缁衣》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倘若皇帝也成了“蟋蟀皇帝”，臣下焉有不投其所好以攀龙附凤之理。明宣宗朱瞻基以及清朝的康熙皇帝、慈禧太后都是这类帝王帝后。由于这些顶级玩家的嗜好，不知豢养了多少趋炎附势以满足其“斗蟀”之乐的奸臣佞吏，不知耗费了多少国家的银钱，不知使多少百姓家破人亡。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著名篇什《促织》，在暴露封建王朝的极度腐败之余，岂能不对荒淫无耻的人性之恶给予的无情鞭挞？这样的人性之恶，难道于明朝的败亡、清朝的腐朽没有一点关系？李存葆是一个具有极其强烈的爱国之心的人，他翻查中国的历史资料发现，酷嗜“斗蟀”而置国家民族之安危于不顾，上行下效以成腐败之风气，竟然延续到了现代中国。抗战时期，国事危难，可是“全国局部性的斗蟀比赛仍是‘雷打不动’”。这事发生在亿万国人以血肉之躯救亡图存之时，岂不荒唐透顶？
热衷于“蟀事”是玩物丧志的突出表现。“丧志”不仅会使人神志萎靡、心理崩溃、精神失常，而且会诱发花样百出的邪恶来。《国虫》作者尽可能的搜集古今“蟀事”，铺陈为一幅玩家的长卷全图，展览各类玩兴、玩趣，在“乐不思蜀”、乐以忘乎所以的情态中凸现无所遮掩的人性之恶。
《国虫》所展现的图卷，处于中心位置的“蟀事”情状，是用金碧辉煌的色彩描绘的。所呈现之物，是令人目乱神迷的“蟀事”用具：金银虫笼、玛瑙虫楼、碧玉虫室、象牙芡筒、美玉小食板、貂鬣芡草以及镶嵌着名贵珍珠和宝石的陶瓷极品。这些穷奢极侈的珍玩，哪一件不是古代皇帝、贵胄、豪富们巧取豪夺民脂民膏，贪污偷盗国家财产的罪证？作者的心思，当然不仅仅是揭露封建社会的腐败，他最焦虑的是这种奢靡之风在当今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时期，竟然大有赶超古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作者所聚焦的一些“蟀事”，的确让人惊愕不已：上海一玩家为寿终正寝的爱虫特制金棺厚葬。有“虫迷”为蟋蟀制定了符合现代营养学的食谱，除了用芝麻、黄豆等为杂食外，还要加入首乌、人参等补药，并用蟹丝、鳗鱼背上的精肉换口味。蟋蟀的上等待遇，自然是由其身价而获享。有一段时间，京、津、沪、杭等火爆的蟀市，虫价已炒到天价，一只由大陆转卖到澳门的上品蟀价值17万元。一位纯为取乐而玩虫的杭州妙龄女老板，出手50万元让行家为其选觅名虫……有如此高昂的利益，怎能不逗起靠虫发家致富的“利欲”。于是，不少厌弃种田的农民撂荒自家田地，转而经营“虫业”；不少靠坑蒙拐骗起家的商人，以贩虫为业，牟取暴利；山东两个出产名虫的县，推出“虫经济”战略；有的大城市腾出热闹地块经营“虫市”……这位善于洞察世事的搦翰者，冷眼观察“虫事”透露的人生百态，忧虑着人性之恶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泛滥。
忧心忡忡的《国虫》作者透过热闹非凡的“蟀市”，悟出利欲熏心的后果：“香饵之下，必有死鱼”。他用夹叙夹议的手笔，揭示出一幕幕文明人上演的喜剧、闹剧、悲剧：当蟀市不断抬升蟋蟀身价的同时，“斗蟀”演变为赌博。清末民初，不少人豪赌于斗蟀场上，最终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没想到，在全球化背景下，在用高科技、高智能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蟀赌陋习居然在神州大地悄然复苏，并陷入恶性发展之中。多年前，仅上海一地，曾破获的蟀赌案就达一百多起。除了因蟀事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导致丧失人格、丧失为人之尊严之外，蟀赌还诱使另外一些异常丑恶的事件发生。有的地方，斗蟀的赌徒不惜给斗虫喂养海洛英等毒品，以刺激斗虫的好斗性；有人甚至将剧毒生化制品抹在斗虫的细牙尖上，让其一咬而毙敌于死命……为了满足难以遏制的利欲，这些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运笔至此，作者激愤难平，厉言指斥：那些赌徒“此时已被金钱的欲火烧得一丝不挂”，“看似道貌岸然的赌徒，竟变得那般凶横如狼，狡黠似狐”。他引用泰戈尔的话语直接说：“当人是兽时，他比兽更坏”。让人感到悲哀、感到羞耻，感到愤慨的是，这些“比兽更坏”的人，其身上暴露出来人性之恶，并不是发生在动物世界，也不是发生在野蛮的原始社会，而是发生在文明世界。这难道不能让人对千百年来文明建设的效果，产生出种种疑虑与反思？
三、出于艺术体验的审美礼赞
以上文字，侧重于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消极后果的历史考察和警示，以及对文明化进程中人性恶化的忧虑与抨击。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负面的散文化报告，只是李存葆散文集叙述内容的一个方面。该文集还包含另一方面的精彩内容，那就是出于艺术体验的审美礼赞。
李存葆是一位有深厚艺术修养的人，这在他的散文集中有鲜明表现。这部散文集共辑录28篇文章，其中13篇关涉文学艺术的创作、鉴赏。这类文章大部分是为蜚声画坛、书坛的前辈及友人所撰的小传，其缀文属意绝无“捧杀”之嫌，却不时显露心领神悟书画佳构之鉴赏功力。那些文章各有特色，真真是散文行家经由独特的艺术体验，对于文学艺术的审美礼赞
《大河遗梦》所辑关涉文艺创作、鉴赏的13篇文章，其中9篇是书画家小传。这些小传，能够让读者品鉴不同书画家人格及其艺术品性。其中，《由<洗手图>想到的……》是一篇关于绘画鉴赏的短文，能够让读者体验到艺术鉴赏的审美心胸在于虔诚；其余8篇皆是以人生观人而以人论画的上好笔墨，或以骆驼与马之意象寓画家之人品、画品（《骆驼刘•大为马》），或以猛虎之神姿蕴藉“泽披万物生灵之大爱”（《伏虎草堂主人》），或从清俊通脱的画境见出逸韵悠然的诗意（《林凡本色是诗人》），或以悲酸、坷坎的人生际遇勾勒出“境入莲界”的画魂（《辰生绘事琐记》），或采撷画家妙手天成的色彩和运思而展现其孜孜以求美的苦行僧般的身影（《走出黄金小屋》），或在赏识青年画家的文气与灵气之余激励其在艺术修行的路上“苦苦求索”（《钉在丹青十字架上的人》），或以“闲如孤鹤，淡似疏云”之雅言敬铭丹青老健之功德（《天地一云鹤》）……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军旅作家，李存葆先生不仅擅长文学创作，而且对于文学作品的鉴评，有超乎寻常的大智慧。倘若读一读《飘逝的绝唱》这篇文章，便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在文学艺术的审美礼赞中涵蕴的妙然智慧。
《飘逝的绝唱》大概是李存葆为自己做的回忆性随笔。该文追记了文革期间偷读“窃”来的“黑书”的故事。他把那个年代称为“一个理性晕眩的岁月”。当时，他像偷尝禁果一样偷读了王实甫的《西厢记》。于是，那幼稚的心灵便中了爱与美之“毒”，被其所俘虏，开始在“美不胜收的精神大世界”中心旌摇荡。新千年的第一个仲春，他终于被王实甫“用美的魔杖点化的诗意所诱引”，走进《西厢记》的发祥地——山西永济普救寺，重温那个古老而美丽的故事……
“美”之一字弥漫在《飘逝的绝唱》的字里行间，顺着那些关于“美”的语句，可以领略到作者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礼赞。李存葆对美有自己的理念：“美是充满生命的人和物”。不过，相较于人和物，他更钟情的是人之美。
《飘逝的绝唱》以偷读《西厢记》为叙述内容，而《西厢记》所传述的是一个爱情的故事，因而，作者自然而然地腾挪着笔墨，把对人之美的观照直接聚焦到爱情：“美哉丽哉的爱情，也需要审美家去鉴赏，去挖掘，去升华。这一切都离不开培植美的文化土壤，发现美的文化目光”。在他的心目中，那鉴赏、挖掘美丽爱情的审美家，尤其应该是文学艺术家。因为是他们用饱蘸着诗意情感的浓重笔墨，升华了人世间爱情的魅力。中国古代戏剧大师王实甫就是这样一位“美的鉴赏家”。他不仅用“美的魔杖”诱引着李存葆走进《西厢记》的发祥地，去探访爱情、体察美丽，而且诱引这位“中毒”少年在今天忍不住要把自己的审美体验宣泄于文学纸卷，传播于公众眼底。正是在如此心态中，眷恋《西厢记》的文学创作者、审美文化传播者挥洒着满含深情的妙笔，描绘出《西厢记》演绎的“经典爱情”所洋溢的艺术情趣，让读者满怀感动地了悟：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爱情，是“以琴为媒，以诗为媒”——爱情因为以艺术为媒而美丽，那沉浸在艺术的审美境界中惺惺相惜而私定金石盟誓，的确是令人神往的美丽的爱情。
《飘逝的绝唱》是一篇内容丰富、思理深邃的上佳之作。如果你有心解读其文本，不难见出，作者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礼赞，绝不仅仅是为了赞美艺术化的古老的“经典爱情”，而是别有用心。他一边动情地向读者讲述着崔莺莺和张君瑞的爱情，讲述着以艺术为媒的爱情的美丽，一边以哲人的忠告告诫读者：“爱美是人的天性。审美则需要文化。缺乏文化的审美，仅是一种表层而原始的欲的冲动，全然没有温文尔雅，而粗野的‘审美’，甚至把‘美’放逐到娼妇的位置。”此话言出有因。倘若真想要破译《飘逝的绝唱》写作动机的密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篇长文的创作，必定是由于作者耳闻目睹了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太多的畸形“性解放”——暴力对美色的霸抢，权利对美色的侵吞，金钱对美色的腐蚀，以及美色向纵欲的无耻投降。如此等等，不能不让坚守为人的准则、作家的良知、审美家的情感的李存葆在不齿之余，生出伤时忧世之感：“当梁祝化蝶的情愫早已飘逝，当崔张联姻的绝唱早已曲终人散，当罗密欧与朱丽叶忠贞的灵魂也早已深埋墓穴的时候，当放纵的性欲已使艾滋病成为‘世纪之泣’的当今……何处才是人性解放的最后‘底线’？”
大概《飘逝的绝唱》的宗旨，就是要借对文学艺术的审美礼赞，播撒“经典爱情”的美丽，希望以此唤起挽救人欲横流的恶劣世风的社会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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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载《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一编 哲学“十、道德和法。平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2年版，第140页。
丙午年仲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