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似或存《九型诸子》之诸子教我的事
法、术、势是法家学说的主要根基。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韩非子集三者而为大成。
《商君书》中为务农开道的“垦草令”罗列了二十条理由，让一切以农业为中心，减少、杜绝商业和学术活动，甚至明确地提出相关的“愚民政策”，几乎是法家版的“恒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商君书·外内第二十二》说：“民之外事，莫难于战……民之内事，莫苦于农。”农、战是当时变法的主题，《商君书·农战第三》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认为只有农业和军事是必要的，其他的活动都是祸害。在这种前提之下，得以顺利实施的商鞅变法，将秦国慢慢变为了恐怖的战争机器。
如果商鞅的“法”是“愚民政策”，则申不害的“术”则是某种“愚己政策”了。《大体》说：“故善为主者，倚于愚，立于不盈，设于不敢，藏于无事，窜端匿疏，示天下无为……”这段也许不是特别清楚，不妨看《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中韩宫一则事件引发的关于申不害“术”的讨论：“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故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暇者胜……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
《慎子·民杂》说：“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则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谓之倒逆；倒逆则乱矣。”君主懂得太多、做得太多，反而不是好的领导。
法家的“愚”策略，自然有其负面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是对欲望的禁止。比如《韩非子》中就单独撰文罗列了“八奸”、“十过”，其中“八奸”是为了利益而各自心怀鬼胎的人，他们的行为总可能逃脱过法律的制裁，“十过”则是君主因自己的私欲而导致的过错。诸子书中，恐怕只有《韩非子》才有这种披露人性的条文了。
八奸：一、同床；二、在旁；三、父兄；四、养殃；五、民萌；六、流行；七、威强；八、四方。
十过：一、行小忠；二、顾小利；三、行僻自用；四、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五、贪愎喜利；六、耽于女乐；七、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八、过而不听于忠臣；九、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十、国小无礼，不用谏臣。
他人的欲望和自我的欲望夹杂起来，就会导致混乱。所以法家的解决方法，是对外、对内都尽可能消灭欲望。《韩非子·二柄》说：“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而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文中列举诸多例子，比如楚王喜欢细腰，而宫中多饿死；齐桓公爱好美食，易牙借机表忠——然而齐桓公却未能善终，终究因为臣下的这些举动是出于利益而非忠爱。因而韩非子的结论是：“去好去恶，群臣见素。”
从这些角度来看，法家并非传统上给人“彻底不健康”感觉的学派，因法家对欲望的禁止，几乎达到“苦行”的标准，而最终指向“无知”。
海伦·帕尔默《九型人格》说：“无知也是身体内部的一种能量，能够让个人作出适当的举动，但是不会受到个人思想的指挥。这种特殊的身体意识能够调控个人自身的能量，让个人感受到外在环境中的力量变化。”而《韩非子·主道》则说：“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这正是“无知”的境界。
法家教我的事，在于从摆脱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到虚静以待，这就是从欲望到无知。
文/似或存《九型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