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节度使安禄山发动了影响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被后世称为“安史之乱”的叛变战争。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正月，时任常山郡太守的颜真卿堂兄颜杲（gǎo）卿，被叛将史思明重兵围城，死战不退，终因粮草尽绝寡不敌众而城破被俘，颜氏一家30余口皆被残忍杀害。当颜真卿后来历经艰难找到堂兄小儿子颜季明的头颅时，难以克制自己的悲痛心情，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祭侄文稿》，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正是这篇《祭侄文稿》，最近引起了海峡两岸国人乃至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与争议。
争议的起源，在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将这幅书法作品连同其余三件珍贵文物一起出借给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别展。从1月12日至今，各路争论纷纷扬扬，主要还是对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一行为表示强烈愤慨与指责，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质疑：一则质疑台北故宫崇洋媚外，将如此国宝借于日本；二则质疑整件事情从博物馆到文物主管部门程序不公开不透明，偷偷摸摸，心里有鬼；三则质疑日本方面保护不当，存在损坏国宝的风险。实际上，随着1月16日正式开展，直至今日，再回头来看当初的质疑，就会发现这些质疑实际上并不太站得住脚。
文物交流在国际博物馆之间是常态，文化交流功能原本就是文物的主要功能之一。当然，对于珍贵文物的外借，需要经过一系列漫长、复杂而又专业的评估程序，需要慎之又慎，这个也一定是所有博物馆的共识。实际上，北京故宫博物院于2012年向东京国立博物馆借出了200件国宝级文物，举办了“故宫博物院精品展”，其中甚至包括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要知道，在那之前这幅《清明上河图》一共也只在北京故宫展出过3次，从未在海外展出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媒体报道普遍都是展示日本人对于《清明上河图》的热情，并未指责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崇洋媚外”。
针对此次展览，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已辟谣称，借展过程均符合专业审议及程序，认定“古物状况稳定，适合借展”。国内相关博物馆专业人士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业界虽有‘纸寿千年，绢寿八百’的说法，但文物工作者都知道文物的寿命不止于此”。可能有人会重提17年12月美国费城富兰克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被破坏事件，万一日本方面管理水平低下造成国宝损坏，其损失无可估量。但根据有关报道，东京国立博物馆是日本水平最高的公立博物馆，无论是展品的包装、运输还是保护条件都非常好。东京博物馆对于本次展览是非常重视的。根据近日的相关报道，展览安排在东京博物馆最大的展厅-平成馆，而《祭侄文稿》更是安排了一个专设的小厅用于展示，游客禁止拍照。
有人也提出，为何这么一件代表中华民族气节的文物，不能拿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展览而要到日本去。这又牵扯到目前两岸故宫之间的交流困境。实际上，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渐升温，近十年来，台北故宫几乎每年都会和北京故宫合办故宫交流联展，譬如2011年6月，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在台北故宫“合璧”展出，这是自《富春山居图》被“焚画殉葬”而身首两段360年以来的首次合璧，这次成功的展出也成为两岸文物交流的一段佳话。《两个故宫的离合》作者、朝日新闻中文网主编野岛刚表示，两岸故宫交流如此活跃，与两边故宫收藏品具有高度“互补性”不无关系。然而，截至目前，两岸故宫的文化交流，只限于北京故宫出借文物到台北故宫，或者是两岸故宫共同出借文物到第三方博物馆进行合展，由于所谓的“文物免扣押”条款和台北故宫称谓问题，还没有台北故宫向北京故宫出借藏品的先例，也因此暂时不可能有在北京故宫看到《祭侄文稿》的机会了。两岸故宫同根同源，连基本的文物交流都如此步履艰难，难免让人唏嘘。（有关于两岸故宫的聚散离合，推荐大家去阅读野岛刚先生的《两个故宫的离合》）
可以看出，这次展出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归根结底，一方面是两岸地区的大环境使然，另一方面则是部分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事实上，单凭这两点，恐怕无论本次展览的过程再怎么公开透明、展品保护再如何精细妥当，都难以避免争议。然而争议的重点，不应该跑偏到出借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上升到崇洋媚外、卖国求荣的高度。我认为，还是更应该集中在文物交流、文化碰撞这个根本上。
文物，因为它的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而显得珍贵。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也是影响、形成我们民族品格的重要根源。了解文物、交流文物，既是我们了解自身、同时更是我们了解其他文化的重要渠道。我们理应关心此次国宝出借的保护措施是否专业到位、程序是否规范合法，但同样也应该更多了解包含《祭侄文稿》在内的这次四件国宝所蕴含的历史人文价值，了解目前文物保护的现状，了解中日之间以及大陆与台湾之间乃至于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现状，在可能的情况下做出改善的最大努力，也许比我们在跟风争论、甚至被有心人牵着鼻子走，来得更有意义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