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是村里的老队长，出生在1937年，党龄比我年龄还大，吃过糠巴，啃过树皮，是大集体那个时代的生产队长。队里的人，吃饭、睡觉、生孩子，都得队长说了算。队长，是实实在在的管事人。
爷爷有着一副热心肠，正直无私，平日里喜欢乐于助人。村里的乡亲，到现在仍亲切地称他为“老队长”。听别人这样叫着，他总是微微地笑。
乡亲们说：爷爷任生产队长那时，全村起得最早，干活最拼，口哨吹得最响，开会嗓门最大，就如一头牛，不知疲惫。
那时，生产队还没有晒谷场，粮食晾晒成了老大难，爷爷领着乡亲们打石头，运水泥，平整土地，修起了全公社第一个晒谷场。小时候，晒谷场上，就是我们童年的乐土。大人晒谷时，我们就从一大堆装稻谷的蛇皮袋，爬上去，滚下来。没晒谷时，小伙伴们就一起跳房、攻城夺堡、踩高翘、滚铁圈、打骆驼……。
“疯哑子”是队里的聋哑老人，孤身一人，他并不疯，因为与人交流时手脚比划幅度大，大家都不知道他说什么，都管他叫“疯哑子”。队里的小孩最怕“疯哑子”了，大人在小孩不听话时，总嚷嚷：“‘疯哑子’来了，‘疯哑子’来了”，孩子们就老实安静下来。记忆中，“疯哑子”常常来家里找爷爷，我总是怯生生地躲在门背后。爷爷和他交流非常顺利，在每次比划后，“疯哑子”总是露出笑容离开。事后，爷爷告诉我，他缺粮食，他想要块菜地，他屋子漏水了……。再后来，爷爷帮“疯哑子”申请了村里的五保户。“疯哑子”过世时，爷爷闻讯就领着村里的老人亲手把他安葬了。
因为我的出生，爸妈就商量着和爷爷分家。爸爸告诉我，我们分家建房那会，队里开拖拉机的叔叔来帮我们家拉沙子、运材料，爷爷硬是没留半分情面，批评教育后不依不饶扣了人家的工分。
爷爷非常执拗，村里的老干部告诉我，那时队里开会后一起吃饭，爷爷总要付上饭钱，谁劝也没有用，大家拿他没办法。记得村里林权承包的时候，二叔想承包村里的林地，爷爷硬是没有去说上一句话。爷爷因此，还有了个外号：“石棺材”。
虽然爷爷已不是生产队长， 但他“爱管闲事”。但每次村里头的路、桥修建爷爷就顺理成章推选为理事长，这个曾经的“老队长”带着现在的村干部，挨家挨户的做工作，马不停蹄地找领导、找单位、找乡贤。记得那时我刚从乡镇调往县城工作不久，爷爷带着乡亲们找到我，让我也帮着想办法，可我没有帮上爷爷。我知道爷爷碰了很多壁，但爷爷没有放弃。
爷爷一辈子以种田为生，在土地里刨食。家里仍住的是80年代才建起的土砖房。爷爷有八个子女，在那个年代全家能吃饱是稀罕事，我最小的姑姑就是那时过继给了屠夫人家，那时姑姑已经6岁……。爷爷非常俭朴，没有置办家具，现在用的家具都是儿女们淘汰下来的。爷爷不允许大家和他过生日，每逢整十岁的生日，家里总要争吵，最终大家拗不过爷爷。
岁月静静流淌，从前意气风发，干劲如牛、踌躇满志的“老队长”，现已皱纹满面、满头白发，老态龙钟。爷爷是农村基层最普通、最平凡的一员，爷爷在物质上是匮乏的，但爷爷的精神世界无比富有，他用自己的一生书写着不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