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以后，有人曾创造了一本《百人驳相对论》，网罗了一批所谓名流对这一理论进行声势浩大的反驳。可是爱因斯坦自信自己的理论必然会取得胜利，对反驳不屑一顾，他说：“如果我的理论是错的，一个反驳就够了，一百个零加起来还是零。”他坚定了必胜的信念，坚持研究，终于使“相对论”成为 20世纪的伟大理论，举世瞩目。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德，指的是道德，周代的道德传统。桓魋，（魋，读音同魋），是宋国的司马向魋，因为是宋桓公的后代，所以又叫桓魋。掌宋国兵权，又是宋景公的男宠，在宋国权势很大。桓魋的弟弟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孔子离开卫国后，周游各国，寻找机会。因为司马牛的关系，到了宋国。桓魋因为担心孔子威胁到自己的权位，想要杀死孔子。

这一段的背景，在《史记》中有记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就是说，孔子从卫国到了曹国，又从曹国到了宋国。在宋国，和弟子们在一棵大树下讲课习礼。桓魋派人去杀他，没找到，把那棵树伐了。弟子们非常担心害怕，孔子就安慰他们，人的死生祸福皆系于天，若天无意于我，必不会给我如此之德。既生我德，便是天命，桓魋能奈我何！不过，说归说，孔子还是和弟子们乔装打扮，连夜离开了宋国。

桓魋为什么要杀孔子呢，他在宋国是骄奢淫逸，无法无天，孔子来搞他那一套，首先就是君臣父子，就会限制他的权力。所以他和孔子势不两立，一定要把孔子撵走。撵走就撵走，何至于要杀掉那么狠呢？还有一个背景，孔子在宋国，可以说是敏感词。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是宋国司马，执政掌权的。在宋国另一个大夫华督发动的政变中，和宋炀公一起先后被杀。孔家就跑掉了一个，孔防叔，逃到鲁国，是孔子的曾祖父。所以孔子家世，本是宋国贵族，和宋景公、桓魋等，实际上是同族。

孔子的先祖孔父嘉的被杀，有不得人心的一面，因为他和宋炀公一起，连连征战，十年打了十一仗，百姓苦不堪言，华督就是以此为号召发动兵变的，甚至杀了国君，迎立公子冯。但是，华督杀孔父嘉的初心，实际上是为了得到他美貌的妻子，这也是人尽皆知的，孔父嘉有冤情。如果孔子在宋国执政，他就有重掌权柄的资格，也有重新走向权力中心的可能，所以桓魋才那么怕他回到宋国，这便是这句话背后的原因和背景。

张居正讲解说，天命不可以不安，人事也不可以不尽。知祸而避，是明哲保身。以义安命，是乐天之仁。这就是尽人事，听天命。不能说自己内心不害怕，面对危险就不躲避。该躲避还是要躲避，但从容不迫，不搞的那么诚惶诚恐。

这句话便带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化道德自信和使命责任。前面孔子讲的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是一种谦虚、也是一种自信，这里讲不畏强权、不惧危险，有是一种自信。孔子厄于匡的时候，说过一句类似的话：“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句话比针对桓魋说的更加直白，为什么这些坏人不能把我怎么样，因为我承载着文化的使命，老天只要不想让文脉截断，就不会让我死于坏人之手。

这是何等的自信和无畏，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自信，孔子面对危难泰然处之，并且相信桓魋、匡人等不能加害于自己。“文不在兹乎”说的文化自信，“天生德于予”是道德自信。

直至近代，在国破家亡之时，这样的自信犹如黑暗中那一束不灭的光，焕发出一个古老文明不屈的顽强，以咬牙的坚忍彰显出倔强的自信。1941年日本军队袭入香港，梁漱溟九死一生逃脱虎口抵达国统区以后，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底，万不会有的事。”这话遭到当时不少人的批评。梁漱溟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最后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问世，依然相信“我的著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为期不在远，不出数十年也……”

学问能够开阔胸襟，智慧可以减小压力，一个对自己的选择与品格充满信心的人，绝不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