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早晨，寒风凌冽，初三的学生大队伍照例到“石子路”操场上跑操。久坐的双腿给寒冷浸泡着，仿佛枯朽的芦柴棒。
不知谁从我斜前方横冲直撞过去，像古时战场上的绊马绳一样轻易把我撂倒在地上。寒冷中的骨头脆得很，霎时失去了知觉。突然感觉一股力量把我往上牵扯着，我抬起头一看，是我们班的郝燕。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我的膝盖正好跪在一块石子上面，它突破了棉裤与保暖裤的重重阻碍，像打鸡蛋似的将我的皮肤磕破，血往下滴。
“你为什么推我？”情急之下，我含着眼泪带着哭腔质问她。
“我没有！”她愣在原地，像现场目睹了窦娥的死，眼神里充满惊愕。
班主任对我们班的事情格外操心，因为我们班的升学率事关他能否从“如夫人”升级为“夫人”。如果不是患有小儿麻痹症，跑操时他也不会离我们寸步远。他看见我们停在那里，忙赶过来探知交通堵塞的原因。
“你先把她扶到医务室看一下，我等会儿过来。”他指着我旁边的同学，开始疏散现场。“郝燕，你也太不小心了！我知道，她是我们班最有希望考上徐维县第一高中实验班的几个同学，你眼红也没有用……”走到不远处，依旧能很清晰地听见班主任的训话，隔墙尚且有耳，何况这么空旷的地方。从远处望去，班主任板着那张比丝瓜还长的脸，几乎指着郝燕的鼻子在骂。我不自觉加快了脚步。
医务室的阿姨简单给我消了毒，把我带到医院里缝了两针，乍一看像是小孩缝过的破布娃娃。“马上就要中考了，你们班主任也舍得让你这样。”阿姨表情夸张的说着，像是在练习大合唱的口型。医生画了一张符，我照着那鬼画符去取了药，即刻赶回学校。
那时正是下课，好问的学生用错题本或者教辅资料把老师堵在讲台上，其他学生在座位上把头埋在诗卷里，随时待仗，周考和月考就不用说了，随堂考简直像汉初的匈奴兵，频繁犯我A班边境，好在我们军规严整，连出门上洗手间的人都寥寥无几，楼下B班的学生外面一片市井的闹热。
我走到最后一排，想挽回点什么，只看见郝燕红着眼眶瞪着我，抿紧嘴唇，她倔强地不让眼泪再流下来，但根本挡不住，像冒雨堵住漏风的裂窗，“你为什么污蔑我？”
我没敢看她，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是静默地路过，走到第一排位置上。我们班的位置是按照排名来定的，前六名坐在第一排，以此类推。
整整一天我都没听进去老师讲的内容，不是因为腿痛，而是因为心痛，惭愧得痛，像在火上炙烤，反复煎熬，但我始终没有勇气说出真相。正如我所预想的，班主任让郝燕支付我的医药费，并且让她在上下楼梯时注意扶我一把。
“主动去和她认错吧，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我心里战战兢兢地打鼓，环视四周没人，才把脚尖迈向郝燕的方向，又畏畏缩缩地退了回来。看来这打的更响的是退堂鼓。
悄悄地回头看看她，她肯定恨死我了吧，她会接受我的认错吗？会不会把我拉到班主任跟前去要我澄清事实？那时候我可怎么有脸，奖学金选举的时候同学们也不会给我这个骗子的！就谎称当时没看清？不，我明明那么笃定地一口咬准，现在又说看错了，岂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想到“脚”这个词，感觉伤口火辣辣的疼。明明我也是受害者，为什么最后却变成了最可恶的坏人！我把脸埋在手里，抓狂地捏在一起，蹂躏着。
好几次，她一见到我就像瘟神一样躲开，仿佛我这张脸上长满了跳蚤，肉虫，让人嫌恶不已。我买了饼干分给她附近所有同学，但她始终没有看我一眼，只是宠溺看着卷子，我的手以及那块饼干就那样悬空在桌子上方，仿佛被真空隔断了声音与接触。我逃荒似的躲回了座位，脸颊绯红滚烫，像是在炉火上烤煮了很久的烙红的锅底。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的假想，连看她一眼都像偷窥别人洗澡一样的可耻，胆怯至此，我怎么敢献殷勤。
一直熬到中考结束前几天，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写尽了我这么久以来的愧疚与悔恨，心里稍稍松了一口气，打算放在她的抽屉里。夜里，等到同学都走完了，我在教室外面的长廊外踱步，似乎我被上千只眼睛盯着，教室里埋伏了上万个镜头，只等我自投罗网。草丛间的蛐蛐放声高唱，又像是在窃窃嘲笑着，交头接耳，等着把我阴暗丑陋的过去给扒开外衣，用声音传到千里之外去。
一只野猫从窗台上涉过，我吓得赶忙跑了出去，像是在躲避警察追捕的扒手。在校门口的垃圾箱跟前，我把信撕了个粉碎，用手指都捻不起来为止，生怕留下证据。
中考结束的毕业聚餐，她没有来参加，尖着耳朵听了很多风言风语，怕是委屈得寒心了。我又想起那封没寄出的信，恐怕，她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