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方法问题： “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首由毛润之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议。并云：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 社会政策； 2. 社会民主主义； 3.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4.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5. 无政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于是依次发言（此时陈启民到会）：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20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润之：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急（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任培道：我也赞成何毛二位的主张。但根本着手处，仍在教育，如人民都受了教育，自然易于改造。

陶斯咏：从教育上下手，我从前也做过这种梦想，但中国在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断不能将教育办好。我的意见，宜与兵士接近，宣传我们的主义，使之自起变化，实行急进改革。

陈启民：赞成俄国办法。因为现在世界上有许多人提出改造方法，只有俄国所采的办法可受试验的缘故。其余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行会主义等，均不能普遍见诸施行。

易礼容：社会要改造，故非革命不可，革命之后，非有首领专政不可。但专政非普通所谓专政，要为有目的的专政。但在今日要有准备，要多研究，多商量，不可盲然命令别个。

易阅灰：声明对此无研究。

邹泮清：理论上无政府主义最好，但事实上做不到。比较可行，还是德谟克拉西。主张要对症下药。时间上积渐改进，空间上积渐改进；物质方面的救济，开发实业；精神方面的救济，普及并提高教育。惟教育如何增进速效？实业如何使资本不集中？尚是问题。

陈章甫：从前单从平民方面看，以为社会政策亦可，但后来从各方面看，知道社会政策不行，所以我现在也主张波尔塞维克主义。

张泉山：第一步采过激主义，因俄国人的自由因平等而牺牲，所以第二步要采用罗素基尔特社会主义。

陈子博：第一步激烈革命，第二步劳农专政。

钟楚生：主张过激主义，中国社会麻木，人性堕落，故须采过激方法。中国社会无组织，无训练，须用专制。但往后宜随时变更。

贺延祜：主张推翻一切资本家及官僚。

彭荫柏：相信多数派的好，采革命的手段。吾人有讲主义之必要，讲主义不是说空话，中国现尚无民主主义，但这主义已过时不能适用。不根本反对无政府主义，但无政府主义是主观的，天下不尽是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也。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促）社会主义之进行。试以中国的国情与德英美法各国逐一比较，知法之工团主义，英之行会主义，美之IWW，德之社会民主主义，均不能行之于中国。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亦不必抄袭过激主义，惟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也。学会中宜有一贯精神，共同研究，较为经济。

熊楚雄：主张现在只要破坏，不要建设。不必言主义，只做破坏工夫。

刘继庄：于主义无研究，不谈。赞成熊君破坏说，惟建设亦须预筹。

李承德：对于采用俄国劳农政府的办法非常怀疑，主张用罗素的温和办法，先从教育下手，作个性之改造。俟大多数人都了解，乃实行全体改造。

周惇元；无政府主义不能行，因人性不能皆善，中国目下情形非破坏不行。惟于过激主义不无怀疑，束缚自由，非人性所堪。宜从教育入手，逐渐进步，步步革新。吾人宜先事破坏，破坏后建设事业宜从下级及根本上着手。

陈启民：言教育，言实业，须有主义，须有劳农主义。诊病须从根本入手，一点一滴，功迟而小。 循环讨论后，相与自由讨论。

彭荫柏谓：一点一滴的改造，亦须趋向共同的目的。

任培道赞成陈启民诊病须从根本入手的话。惟谓病后宜有补剂，教育其补剂也。

邹泮清仍反对改造说，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言。谓人有人心道心，不能尽善，故须点滴改革。

何叔衡云：建设亦须随时着手，随时变更，意不赞成熊瑾玎单要破坏之说。又云：不必说主义，但要人人做工。

毛润之谓：人人做工，就是一种主义，所谓汛劳动主义。

周惇元不赞成汛劳动主义，谓劳农势力之下，摧残天才。主张须有从事科学艺术之自由，不必人人做工。

方法问题讨论至两点钟之久，主席付表决，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者十二人：何叔衡、毛润之、陶斯咏、易克穗、易礼容、陈章甫、张泉山、陈子博、钟楚生、贺延祜、彭荫柏、陈启民。赞成德谟克拉西者两人：任培道、邹泮清。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一人：李承德。未决定者三人：周惇元、刘继庄、熊瑾玎。（方法问题大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