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手上有三道裂口。一道在虎口，一道在食指根部，一道在小指外侧。冬天裂，夏天也不见好，只是不再渗血。贴过胶布，缠过创可贴，干活不方便，就随它去了。
他在建材市场扛水泥。一袋五十公斤，从车上卸下，码到仓库，或者搬上另一辆车。一袋五毛钱。一天下来，多时两百袋，少时一百来袋。我算过，那是五十到一百块。父亲个子不高，一米六出头。扛水泥时，他先把袋子掀到台子上，背过身，蹲下，让人把袋子搭上肩膀。站起来那一下，脖子上的筋鼓起来，像蚯蚓。走起来步子不大，但很快，慢了肩膀会疼。
我第一次去他干活的地方，是初三那年夏天。母亲让我送午饭去。市场很大，到处是灰尘，水泥灰飘在阳光里，像看不见的雨。装车卸车的人都戴着口罩和披肩帽，远远看去分不清谁是谁。但我一眼认出了父亲——他是那些人里最矮的，走路右肩低，左肩高，长年压出来的。他看到我，把口罩拉下。脸上全是灰，汗水冲出道道沟。眼睫毛上挂着水泥，眨眼时簌簌往下掉。“放那儿就行。”他指指一堆空心砖。我把饭盒放下。他蹲在砖堆上吃，吃得很急，喉结上下滚动。水泥灰落在饭盒里，他用筷子拨了拨，继续吃。吃完把饭盒递给我，从口袋摸出一卷钱。十块二十块的票子，对折再对折，橡皮筋箍着。他抽出一张五十的，想了想，又抽一张。“买双鞋。你脚上那双破了。”我低头看鞋。左脚大拇指位置磨出洞，露出一截袜子，灰色的。
回家公交车上，我把两张五十展开抚平。纸币上沾着水泥灰，怎么擦也擦不掉，留下灰白印子，像父亲的指纹。
后来我上了高中，又上了大学。每次回家，父亲手上都多些东西。有时是新茧，有时是新伤。那三道裂口一直在，像三条干涸的河。
大二寒假，父亲从外面回来，把一个信封放在茶几上。鼓鼓的，没封口。“下学期的。”我打开。一沓钱，新旧不一。有一百的，有五十的，也有二十和十块。最上面一张五十的票子上，有道灰白印子。父亲去洗手。水龙头哗哗响一阵，停了。我听见他搓手的声音，很粗糙，像砂纸蹭木头。窗外飘起雪，很小，落在地上就不见了。他出来，手在裤子上擦擦。裂口那里又开始渗血，他没注意到，或者不在意了。他坐沙发上，拿起遥控器换台。手搭在膝盖上，三道口子对着天花板，像三条问不出声的嘴。雪下大了。我攥着那个信封，没有打开。只是攥着。
后来很多年，我总想起那个下午的水泥灰，和那张五十块上的灰白印子。
赚钱的意义是什么呢。
不是数字。是那三道冬天也合不上的裂口。是肩膀上永远矮下去的一截。是水泥灰落在饭盒里，拨一拨继续吃。是把钞票压了又压，压在你知道的地方。是问不出的那句话，藏在三道口子里。是灰白印子，怎么擦也擦不掉。像指纹一样，长在身上了。
---懿德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