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遗风”、“魏晋风流”,仿佛魏晋之风在我们的认知里成了名士之风的代名词,温文尔雅、至善臻贤等溢美之词屡见不鲜。
今天就让我推翻教科书中所谓的风雅,点破那些有意无意的灌输,“撕碎”他们大雅大贤的面皮,带你们见识一个真正的魏晋名士世界。以教科书上谈到的“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所谓名士,蔑视礼教、纵酒谈玄,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独具风姿的名士风流。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所谓的“清谈”,风雅的说就是大家不再闭门造车,而是曲水流觞风雅相谈。当然这只是描写演绎的臆想而已,真实的情况不过是魏晋政治黑暗、宦官当政、外戚篡权,文人雅士并不能施展治国平天下的报复,没有和邪恶势力周旋斗争的胆量和手段,整天无所事事,谈理想、谈人生、谈哲学、寄情山水。虽说名士们对我国的古代哲学和学术思想都有很大的贡献(道士炼丹无意制成火药也算对古代科学的贡献),但古代哲学不单单是哲学,其中最多是天地玄黄、五行阴阳、鬼神之说,而学术思想也离不开天人合一等儒学。
逐渐清谈成了名士的生活必需,注意是“必需”,那自然无人专心治国,后来清谈又成了玄言,虽然名士们都有鸿鹄之志,但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并没有力挽狂澜的手段,人人都朝不保夕,以求自保往往不说话或少说话,但是免不了心中愤懑不释,只能说一些莫名其妙、无关痛痒的话,也就是玄言。
举个例子,我们熟知的“竹林七贤”中嵇康,他在名士之中素有“雅誉”,当时为司马懿看中的贵族子弟钟会特登门拜谒(没事闲的串门),正赶上嵇康和向秀在打铁(也是闲的够呛),嵇康看到钟会来了低头不语默默打铁,钟会站久了,觉得无聊,转身要走,这时嵇康憋不住了,说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敬了一句:“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所说两句废话,但是也是无奈之举,为了不让对方大行“文字狱”,不能作以“口实”,你玄我玄大家玄,为了自保连清谈都不行了。
可是不讲话或者少讲话,有事也难免有腹诽的嫌疑,因为不讲话、不表态本身就是表态,有才、无才、讲话、不讲话都免不了无妄之灾,这也就使庄子的思想备受推崇,处在“智”和“愚”之间,所谓“大智若愚”,享山间之清风和四季之明月,逍遥“游”世,而“酒”就成了“游”世最好的道具。
曲水流觞就是喝酒、撸串、吹牛逼的最好雅称,就连我们的传世国宝《兰亭集序》也一样是王義之喝酒喝开心了写出来的,他酒醒之后竟然再也写不出来了,也是趣事了。魏晋名士多酗酒无度,注意是“酗酒”是“无度”。
举个例子,名士阮籍就饮酒一醉两个月,所谓长江后浪拍前浪,他侄子阮咸喜欢用盆喝酒,以至于喝到与猪混在一起。都是“竹林七贤”,大神刘伶可以说已经到了嗜酒如命的地步(甩东北人好几条街),据说他常常乘一辆鹿车,携一壶酒,边走边饮,还让人扛着锄头跟着自己,说:“死便埋我!”。他的妻子劝诫他戒酒,刘伶答应了,并说要向鬼神发誓,以示决心。他妻子买来酒肉,供在神位前,让神鬼作证。刘伶跪下祷告: “天生刘伶,以酒为命,一饮一斛,五斗解醒,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罢,拿起酒肉大吃大喝起来,一醉方休。他曾写下《酒德颂》对人在醉时达到的精神自由境界,写的十分精彩,喝酒喝出大风雅啊。
魏晋名士除了好酒之外还好嗑药,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石散”,何晏、王弼、夏侯玄、阮籍、嵇康等人都乐于此道。五石散又称寒食散,其药方托始于汉人,由何晏首先服用。关于寒食散中的“五石”,葛洪所述为“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也”,隋代名医巢元方则认为是“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尽管“五石”配方各不相同,但其药性皆燥热绘烈,服后使人全身发热,并产生一种迷惑人心的短期效应,实际上是一种慢性中毒。传说何晏耽声好色,服了五石散后,顿觉神明开朗,体力增强。在他的带动下,五石散广为流传。然而,许多长期服食者都因中毒而丧命,唐代孙思邈呼吁世人“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写道: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食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象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
看过这些是不是觉得有些魏晋名士之作风像极了缠足,本是恶习陋习却被歌颂,以至于传为风雅。喝酒、嗑药、吹牛逼,看了这些你还羡慕教科书般的魏晋名士之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