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浮躁与不安成了现代人最常见的两种心理状态，这对于求学、创业乃至人生的种种追求都是不利的。对于这一点，禅宗一派无疑是喧嚣扰攘的现代社会的一剂解药，其所倡导的静定修行之法——静坐与禅定，是禅宗乃至整个佛教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消融了二元论的壁垒，从而使主客合一，使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达到中国文化所谓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解释，这种主客泯灭的状态乃意识功能尚存但没有运用的心理状态，佛教称此境界为“空”。这种空的境界不间断地继续修行，就可以进入一种“言即不中”的意识状态。佛教极为尊崇这种状态，能修行达到此境界的人被称之为“佛”。
不难发现，禅宗的静定作为一种方法论，背后蕴含着典型的东方哲学思想，与儒家和道家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这也是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得以在中华大地上蔓延生长的关键。如儒家经典《大学》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止生定，定生静，静生安，安生虑，虑生得，一切由“止”而生，由此构建了君子修身求道的总纲领，而佛教主张“因定生慧”，而定慧又称作“止观”。又如道家经典《道德经》有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佛家言“空”，正如道家言“无”，“无中生有”，亦可视作“空不异色”的某种变形。道家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所推崇的“坐忘”和“心斋”亦包含着鲜明的定慧思想。
即便大多数人都无法在静定的修行中体验到上述的最高境界，但保有静定的习惯对于现代人而言极为重要。这看似很难做到，其实也并非那么难，只要让自己从各种忙碌中停下来（亦即“知止”），独自（盘腿）静坐一会儿，将自我渐次放空，任由各种杂念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细细体味当下的瞬间与时间的流逝，慢慢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渐渐地，我们从静定中收获到一种无中生有的力量，一种空寂之后的充盈，一种安宁之后的狂喜，一种静观之后的憬悟。深谙禅宗三昧的台湾散文大师林清玄先生在其名作《白鹭立雪》中有一首意味深长的禅诗，诗曰：“白鹭立雪，愚人看鹭，聪明见雪，智者观白。”
世俗的人看见了雪中的白鹭，便会忘记雪的存在；看见了追逐，忘失了平静；追求小的价值，忽略了纯净如雪的本质。聪明的人知道白鹭伫于雪中，只是一时的、短暂的，因此常常会提醒自己，不要丢失了可贵的纯净。有智慧的人，只是静观，不起分别。禅宗的智慧告诉我们，这种看似“不做任何事”的静定修为是一种极为珍贵而重要的能力，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尤其如此，而对于那些热爱禅宗的天才及其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而言，静定之法可视作他们的创造之源。
美国著名作家苏珊·凯恩在其著作《安静：内向性格的竞争力》中极富洞见地指出：“如果你在后院的一棵树下坐着，而其他人在院子里举杯畅饮，那你就更有可能成为被苹果砸中的人。”为此，她举了一个反例，即大名鼎鼎的“头脑风暴法”，这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群体决策法一度风靡全球，但之后长达四十年的持续研究却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以小组形式开展的头脑风暴并不利于产生创造性想法。伦敦大学组织心理学家艾德里安·弗恩海姆坦言：“科学研究表明，商业人士采用头脑风暴的方法是极其愚蠢的。”这种集体思维所固有的局限性，被埃默里大学神经科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称为“群体工作缺陷”。对此，苏珊·凯恩进一步指出：“当个人在群体中工作时，他很难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想法。作为社交动物的我们总会无意识的效仿别人。而当我们有意反对这些意见时，我们会承担精神上的不安。”
毫无疑问，静定的前提是独处，亦即保持孤独的状态。可以说，一个人安静时所产生的孤独场域是创新的催化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坚定地说：“我单枪匹马，不成群也不结对……因为我知道，要达到既定的目标，必须要由一个人来思考、来指挥。”是的，许多真正意义上的创造——不是微小的改进，而是从0到1，从无到有的纯创造，都是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想出来的，和那些所谓的“头脑风暴”毫无关系，正如苏珊·凯恩所指出的：“独处是创造力的关键（也是被低估的）原料。”因此，对于个人创造力而言，那种可以随时从纷繁纠缠的社会网络（包括虚拟空间网络）中抽身而出的能力，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一个基于移动终端将人们空前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时代——无疑显得更加珍贵和重要，而禅宗的静定之法给现代人的启发是巨大的，无论是修身还是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