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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山沟里的金凤凰
1972年的春天，滇西山区杜鹃花开得格外绚烂。马德贵出生在这个叫马家沟的小山村，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最末。接生婆抱着这个刚落地的婴儿，对守在门外的马老汉说："老马，你这老幺生得白净，细皮嫩肉的，不像山里娃，倒像城里大户人家的少爷。"
马老汉搓着满是老茧的手，嘿嘿直笑。他今年四十三了，老来得子，自然是欢喜的。马德贵的母亲是马老汉的续弦，前面五个都是前妻所生，最大的已经二十出头，最小的也比马德贵大八岁。这个老幺，从一出生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马德贵的小名就叫"马哥"，这是山里的规矩，长辈叫晚辈"哥"，是疼爱的意思。马哥三岁时，母亲因病去世，马老汉对这个小儿子更是疼到了骨子里。五个哥哥姐姐也都让着他，有什么好吃的先紧着他，有什么好玩的先尽着他。
马哥确实长得讨人喜欢。山里孩子大多黑瘦，他却白白净净，一双眼睛又大又亮，透着机灵劲儿。他嘴甜，见人就笑，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叫得亲热，村里人都说："老马家的老六，是个会来事的。"
马哥七岁那年，马老汉送他去村里的小学读书。学校是土坯房，一个老师教所有年级。马哥坐在教室里，听着窗外的鸟鸣，看着天上的白云，心思根本不在书本上。他数学学不会，语文背不下来，但老师却很喜欢他——因为他会察言观色。
老师咳嗽一声，他马上递上水杯；老师皱眉，他立刻安静下来；老师表扬哪个同学，他第一个鼓掌。这种天赋，仿佛是骨子里带来的。一年级读完，他的成绩在班里垫底，但老师给他的评语却是："聪明伶俐，尊敬师长，团结同学。"
二年级上学期，马哥辍学了。他觉得读书太苦，早上要早起，晚上要做作业，不如在村里疯跑玩耍。马老汉虽然疼儿子，但也知道读书的重要性，拿着竹条抽了他一顿，又把他送回了学校。
这样断断续续，马哥勉强读完了小学。期间又辍学两次，一次是因为嫌老师太严厉，一次是因为想和村里的伙伴去镇上赶场。每次辍学，马老汉都是软硬兼施，连哄带吓，才把他劝回去。
小学毕业那年，马哥十五岁。按照当时的政策，他本来可以去镇上读初中，但他自己不愿意去了。"爹，我读书不行，不是那块料。"马哥站在院子里，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我跟你学手艺吧，将来也能养家糊口。"
马老汉是村里的木匠，手艺在十里八乡都有名。他看着儿子，叹了口气："你想好了？"
"想好了。"马哥点头。他其实没想好，他只是不想再受读书的苦。他天真地以为，学手艺比读书轻松。
马老汉开始带儿子做活。天不亮就起床，走十几里山路去主顾家，扛木头，拉锯子，刨木板，一干就是一整天。手上磨出血泡，肩膀压出红印，马哥这才明白，原来手艺人的辛苦，比读书更甚。
跟了父亲一年，马哥受不了了。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他在一户人家做衣柜，汗水湿透了衣衫，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主顾家的孩子在屋里吹风扇，吃西瓜，而他却在烈日下刨木头。那一刻，他突然想起了学校——那里有风扇，有课间休息，有老师的表扬，有同学的簇拥。
"我要回去读书。"那天晚上，马哥对父亲说。
马老汉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想通了？"
"想通了。"马哥说，"爹，我要考出去，离开这个山沟沟。"
马老汉拍着儿子的肩膀，眼眶有些湿润："好，好，爹支持你。你要记住，在农村，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大山。爹这辈子就这样了，但你不一样，你有出息，爹看得出来。"
那个夏天，马哥重新拿起了课本。他比同龄人大了两岁，但他不在乎。他找到了村里退休的老教师，请他给自己补课。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到深夜。他的基础差，但他有一股狠劲儿——他不要再过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不要再做辛苦的手艺人，他要走出去，做人上人。
第二章：风生水起
1989年的秋天，十七岁的马德贵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一中。这在马家沟是轰动的大事——县一中是省重点中学，每年能考上十几个大学生，是全县尖子生的聚集地。
马哥背着铺盖卷，走了三十里山路，又坐了四个小时的班车，终于来到了县城。当他站在县一中气派的校门前，看着进进出出的城里学生，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自卑，有羡慕，但更多的是野心。
"总有一天，我要成为人上人。"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马哥在班上的成绩属于中下游。这里的学生都是从各个乡镇选拔上来的尖子，他在农村小学的那点底子，根本不够用。数学课听不懂，物理课跟不上，英语更是从零开始。但他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他观察班里的同学，发现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大多清高自傲，不屑于与人为伍；而那些家境好的学生，虽然学习一般，但身边总是围着一群人。马哥选择了后者作为突破口。
班长李建国是县长的儿子，为人傲慢，在班里没什么朋友。马哥却主动接近他，帮他打水，帮他打饭，帮他抄笔记。李建国打球，他在旁边递毛巾；李建国值日，他主动帮忙。起初李建国对他爱答不理，但马哥不气馁，依然笑脸相迎。
"你为什么要巴结我？"终于有一天，李建国问他。
"我不是巴结你，我是真心想和你做朋友。"马哥诚恳地说，"我从农村来，什么都不懂，就想跟着你学点东西。"
李建国看着他，半晌，笑了："你小子，有意思。"
从那以后，马哥成了李建国的小跟班。通过李建国，他认识了学校里其他干部子弟，渐渐融入了那个圈子。他学会了打台球，学会了玩扑克，学会了说城里话。他依然成绩平平，但在学校里却"混得风生水起"。
老师们对马哥的态度很矛盾。他的成绩不好，但从不惹事；他上课走神，但从不捣乱；他作业经常不交，但见了老师总是毕恭毕敬。更重要的是，他"会来事"。
班主任王老师胃病犯了，他不知从哪弄来了偏方，亲自熬了药送到宿舍；教导主任家的煤气罐没了，他主动帮忙去换气；甚至连看门的老大爷，他都经常递烟聊天。老师们说起马德贵，总是摇头："成绩一般，但人很聪明，懂事，将来走上社会，比那些书呆子强。"
马哥心里清楚，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但他更清楚，在中国这个社会，光会读书是不够的。他要建立人脉，要积累资源，要为将来铺路。他的察言观色，他的人情世故，在这些年里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1992年的夏天，马哥高中毕业。高考成绩出来后，他的分数只够上大专，而且是很普通的大专。他填了志愿，但心里明白，自己多半是去不成的——家里供不起，他自己也不想再读书了。
那个暑假，他回到了马家沟。村里人听说他高中毕业了，都夸他有出息。"老马家的老六，是咱们村的高中生呢！"在那个年代，在农村，高中毕业确实算是文化人。
村里正好缺一个农科员，负责推广农业技术，指导村民科学种田。村长找到马哥，问他愿不愿意干。马哥想了想，答应了。他本来就没地方去，先干着再说。
农科员的工作很轻松，就是去各家各户传达上级的农业政策，发发种子，讲讲技术。马哥干得很用心，不是因为他热爱这份工作，而是因为他发现，这是一个平台，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积累资本的平台。
他对待村民热情周到，谁家有个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帮忙；上级领导来检查，他汇报工作头头是道，既讲成绩，也讲困难，既表决心，也提要求。领导们都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有培养前途。
1994年，马哥二十二岁，当上了村长。这在当地是罕见的年轻干部。他的上任，一方面是因为确实能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会"来事"。每次乡镇干部下来，他都招待得妥妥帖帖；每次县里检查，他都把材料准备得详详细细。领导们提起马家沟的马德贵，都说："那个小伙子，懂事，可用。"
当村长的第三年，马哥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那年县里搞"年轻干部交流"，要从基层选拔一批年轻人到乡镇工作。马哥得知消息后，立刻行动起来。他先是找到了当初的同学李建国——此时李建国已经在县委办公室当科员了。通过李建国的父亲，他见到了分管组织的县委副书记。
那顿饭，马哥至今记得。他在县城最好的饭店订了包间，陪副书记喝的是茅台，抽的是中华。他不多话，只是殷勤地倒酒、点烟，适时地讲几个段子，逗得副书记开怀大笑。临走时，他塞给副书记一个信封，里面是他所有的积蓄——三千块钱。
"小马，你很懂事。"副书记拍着他的肩膀，"好好干，前途无量。"
三个月后，马哥调到了镇政府，当上了农业办的干事。虽然只是个普通干事，但他终于"吃上了公粮"，从一个农民变成了干部。那一年，他二十五岁。
第三章：平步青云
镇政府的日子，比村里复杂得多。这里人际关系盘根错节，各种派系明争暗斗。马哥初来乍到，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每一个人，分析着每一股势力。
他发现，镇党委书记和镇长不和，两人各有亲信；副书记中立，但和县委组织部关系深厚；几个副镇长各管一摊，互相不买账。马哥没有贸然站队，而是对所有人都恭敬有加，对所有人都热心帮忙。
他负责农业工作，经常要下乡。别的干部下乡，就是走个过场，吃顿饭，喝顿酒，回来写个报告完事。马哥不一样，他真往田间地头跑，真和农民聊收成、聊困难。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各村的实际情况，哪家的地缺灌溉，哪家的猪得了病，哪家的娃上不起学，他都一清二楚。
这些，都成了他的资本。镇领导问起农村工作，他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县里检查，他能带领导去看最真实的情况，也能把成绩说得天花乱坠。更重要的是，他从不居功，总是把成绩归功于领导，把问题揽到自己身上。
"小马这同志，踏实，谦虚，有培养前途。"镇党委书记在班子会上这样评价他。
"德贵同志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群众基础好，是个干将。"镇长也点头称赞。
马哥在镇政府干了三年，从干事升为副主任，又升为主任。1998年，他二十八岁，当上了副镇长。这在当时算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
当副镇长的第一年，马哥结婚了。妻子是镇中学的老师，姓刘，是县里一个副局长的侄女。这门亲事，是镇党委副书记牵线搭桥的。马哥知道，这是政治联姻，但他需要这样的联姻。他需要进入那个圈子，需要有人帮衬。
婚礼办得很隆重，镇里的领导都来了，县里也来了几位。马哥穿着西装，端着酒杯，穿梭在各桌之间，敬酒、寒暄、说感谢的话。他看着镜中的自己，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和当年那个在山沟里刨木头的少年，已经判若两人。
"马镇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人们这样夸他。
马哥笑着，一一回应。但他心里清楚，这只是一个开始。副镇长只是副科级，在他上面，还有镇长、书记，还有县里的各局局长、主任，还有更大的领导。他要继续往上爬，要爬得更高，看得更远。
副镇长干了两年，马哥迎来了第二次机会。县里要提拔一批年轻干部，他通过岳父的关系，找到了县委组织部长。又是吃饭，又是送礼，又是表忠心。组织部长和他谈了一次话，问他对工作的想法，对未来的规划。
"部长，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到最需要我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岗位去。"马哥说得情真意切。
2000年，马哥调任另一个镇当镇长。这一次，他是正科级，是一把手。虽然只是一个镇的镇长，但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
当镇长的三年，是马哥最风光的三年。他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搞小城镇建设，搞招商引资，政绩斐然。更重要的是，他把上下关系打理得井井有条。县里来的领导，他招待得周到；镇里的干部，他恩威并施；村里的支书主任，他既给甜头又施压力。
他学会了喝酒，白的、红的、啤的，来者不拒。他学会了打牌，麻将、扑克、诈金花，样样精通。他学会了送礼，什么时候送，送什么，送给谁，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他更学会了"听话"——听领导的话，领导指哪，他打哪，从不问为什么。
2003年，马哥三十三岁，当上了镇党委书记。从镇长到书记，虽然级别没变，但权力更大了。在这个镇，他说一不二，没有人敢反对他。他开始享受这种权力的滋味——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走到哪里都是笑脸，说什么都是指示。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马哥开始变了。或者说，他本性中的某些东西，在权力的催化下，开始膨胀。
首先是对待家乡人的态度。马家沟的乡亲听说马哥当了大官，纷纷来找他。有的想让他帮忙安排工作，有的想让他批个条子办点事，有的纯粹是来攀亲戚、拉关系。起初，马哥还接待，还帮忙，但渐渐地，他烦了。
"这些人，就知道占便宜！"他对妻子抱怨，"当年我在村里的时候，也没见他们怎么帮过我。现在我当官了，一个个都来了。我帮得过来吗？帮了这个，那个不高兴；帮了那个，这个又有意见。干脆，一个都不帮！"
他开始避着家乡人。马家沟的人来镇政府找他，他让门卫挡驾；打电话来，他让秘书说不在；实在躲不过的，他就打官腔，说政策，讲原则，最后把事情推掉。
有一次，他的亲侄子来找他，想在镇里的企业找个工作。马哥当着众人的面，把侄子训了一顿："你以为我是谁？我是党委书记，我要讲原则！你想找工作，凭自己的本事去考，去应聘，别来找我！"
侄子红着脸走了，从此再也不登他的门。消息传回马家沟，乡亲们都骂马哥忘本，说他"当了官就不认穷亲戚"。马哥听说了，冷笑一声："一群土包子，懂什么？我这是避嫌，是讲原则！"
但他对"外人"，却是另一副面孔。县里的领导来了，他殷勤备至；其他乡镇的书记镇长，他称兄道弟；企业老板请他吃饭，他欣然前往；甚至一些江湖朋友，他也来往密切。他常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他的朋友圈越来越广，酒局越来越多，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他开始讲究穿戴，名牌西装，名牌手表，虽然都不是自己花钱买的，但穿在身上，确实精神。他开始讲究排场，出门要坐车，下乡要前呼后拥，开会要有人端茶倒水。
妻子劝他："德贵，你注意点影响，别太高调了。"
马哥不以为然："你懂什么？这叫场面，是当领导的必备素质。我不摆谱，谁把我当回事？"
2006年，马哥三十六岁，当上了副县长。从正科到副处，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他知道，这背后是老岳父的运作，是这些年积累的人脉在起作用。但他觉得，这是他应得的，是他"辛苦"换来的。
第四章：欲望之门
副县长干了两年，马哥调任另一个县当县长。这一次，他是二把手，但权力更实。县长管经济，管财政，管项目，是实实在在的"肥差"。
马哥上任伊始，就展现出了"魄力"。他大刀阔斧地搞城市建设，修广场，建高楼，拓宽马路。县城面貌焕然一新，GDP增速连年攀升。上级领导来视察，都夸他"有思路，有干劲，有魄力"。
但在这些光鲜的政绩背后，是巨额的债务和无数的利益输送。马哥不是不知道，但他觉得，这是通行的做法，大家都在这么干，他不干，就是不合群，就是"不懂事"。
第一个给他送钱的是个房地产老板，姓王，想在县城拿一块地。王老板通过关系约马哥吃饭，席间不提正事，只是喝酒聊天。散场时，王老板塞给马哥一个袋子，说是一点心意。马哥回家打开一看，是二十万现金。
他的心怦怦直跳。二十万，相当于他几年的工资。他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他想退回去，但又舍不得；想上交，又怕得罪人；想留下，又心惊胆战。
那一夜，他失眠了。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妻子问他怎么了，他不敢说，只是说工作压力大。
"德贵，咱们不缺吃穿，你可别做糊涂事。"妻子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提醒他。
"我知道，我知道。"马哥敷衍着。
最终，他没有退钱，也没有上交，而是把钱藏在了家里的衣柜深处。他安慰自己：这是人情往来，是礼尚往来，王老板没求我办什么事，就是交个朋友。再说，我帮他拿地，也是为县城发展做贡献，他赚钱，县城发展，两全其美。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王老板后来又送了几次钱，每次十万二十万不等。其他老板也闻风而动，送钱的，送卡的，送礼物的，马哥来者不拒。他安慰自己：这都是朋友间的往来，不算受贿。
他的心态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觉得，这些钱是他应得的。他这么辛苦，为县城发展做了这么多贡献，拿点回报怎么了？那些老板，哪个不是赚得盆满钵满？没有他的支持，他们能赚这么多钱？他拿一点，是合理的"分成"。
他的消费也在升级。原来他抽的是二三十块的烟，现在只抽中华；原来他喝的是几百块的酒，现在只喝茅台；原来他穿的是几百块的西装，现在只穿名牌。他买了新房，买了新车，虽然都是"借"的、"租"的，但实际上都是别人送的。
他对家乡人的态度，也更加冷漠。马家沟要修条路，村里人找他拨款，他说财政困难，推掉了；马家沟要建个学校，乡亲们找他支持，他说要按程序来，最后不了了之；他的亲姐姐家遇到困难，找他借点钱，他说自己手头紧，只给了几千块打发。
"马哥当了大官，不认我们这些穷亲戚了。"村里人这样议论。
马哥听说了，心里不是滋味，但很快就被各种应酬和享乐冲淡了。他想：我走到今天不容易，不能因为你们这些穷亲戚毁了我的前途。等我再升一级，再捞一笔，就退休享福，到时候再补偿你们也不迟。
2010年，马哥四十岁，当上了县委书记。主政一方，大权在握，他终于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县委书记的权力，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县，他说一不二，没有人敢反对他。他想上哪个项目，就上哪个项目；他想用哪个干部，就用哪个干部；他想批哪块地，就批哪块地。他成了这个县的"土皇帝"。
围着他转的人更多了。除了老板，还有下属。想升官的，想调动的，想保住位置的，都来巴结他。他享受着这种被簇拥的感觉，享受着权力的滋味。他常说："在这个县，没有我办不成的事。"
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收钱不再遮遮掩掩，而是明码标价；办事不再讲原则，而是看关系；用人不再看能力，而是看忠诚。他提拔了一批"自己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利益集团。
有人提醒他："马书记，您注意点，现在风声紧，反腐力度大。"
马哥不以为然："怕什么？我上面有人。再说，大家都在这么干，凭什么只查我？"
他确实上面有人。这些年的经营，他在市里、省里都有关系。逢年过节，他都要去"拜访"，送去丰厚的"心意"。这些关系，成了他的保护伞，让他有恃无恐。
他对家乡人的冷漠，也到了极点。有一次，马家沟的村支书来找他，想为村里争取个扶贫项目。马哥当着众人的面，把村支书轰了出去："你们村的事，按程序报，不要来找我！我是县委书记，不是你们村的支书！"
村支书灰溜溜地走了，回去后把这事一说，全村人都寒了心。马哥的老父亲已经去世多年，如果他泉下有知，看到儿子变成这样，不知会作何感想。
马哥不是没有反思过。有时候，夜深人静，他一个人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也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想起山沟里的桐花，想起父亲粗糙的手掌，想起母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的话："贵儿，要争气，要做一个好人。"
但他马上就会把这些念头压下去。他想：我现在也是好人，我为这个县做了这么多贡献，我让这么多人过上了好日子，我当然是好人。至于那些穷亲戚，是他们不理解我，是他们想拖我后腿。我不能被他们拖累，我要走得更远，爬得更高。
第五章：盛极而衰
2013年，马哥四十三岁，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机遇"。市里要提拔一批干部，他有望升任副市长。这是一个关键的一步，从正处到副厅，是很多人一辈子都跨不过去的坎。
马哥开始了紧张的运作。他四处活动，找关系，送礼，请客。他自信满满，觉得凭这些年的积累，这个副市长非他莫属。
但这一次，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顺利。省里派来了巡视组，要巡视当地的干部选拔任用情况。马哥的一些事情，被举报到了巡视组。虽然经过运作，事情被压了下去，但他的提拔，也被搁置了。
"没事，只是暂时搁置，等风头过了再说。"朋友安慰他。
马哥也这样安慰自己。但他心里开始有些不安。他听说，有几个和他关系密切的老板，被叫去谈话了；他听说，他提拔的几个干部，被举报了；他听说，上面有人在查他。
他开始变得敏感，变得多疑。他看谁都觉得可疑，觉得谁都在背后说他坏话。他的脾气也变得暴躁，经常对下属发火，对妻子也没有好脸色。
"德贵，要不，我们收手吧。"妻子劝他，"你现在有的，够我们花几辈子了。别再贪了，别再收了，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
马哥烦躁地挥手："你懂什么？现在收手，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再说，我花了这么多钱，铺了这么多路，不就是为了再进一步吗？现在放弃，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
他继续活动，继续送礼，继续编织关系网。他相信，只要关系硬，只要上面有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他忽视了那个最明显的信号——风向变了。
2014年的春天，马哥被调离了县委书记岗位，到市里当一个闲职——市政协副秘书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被边缘化的信号。从实权在握的县委书记，到可有可无的副秘书长，这是明显的降格使用。
马哥不甘心，他还想挣扎。他去找老领导，老领导避而不见；他去找老朋友，老朋友推三阻四；他去找那些收过他钱的老板，老板们也开始疏远他。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完了。但他还抱有一丝幻想：也许只是暂时的，也许过段时间就会好起来。他安慰自己：我没犯什么大事，就是收了点钱，交了一些朋友，这在官场不是很正常吗？最多给个处分，不至于伤筋动骨。
他太乐观了。或者说，他太愚蠢了。他没有意识到，反腐的风暴已经来临，而他，正好是那只被拿来儆猴的鸡。
2014年5月的一个早晨，马哥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刚坐下，就进来几个人，出示了证件："马德贵同志，我们是省纪委的，请你配合调查。"
马哥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机械地站起来，机械地跟着他们走。经过走廊时，他看到了同事们惊讶、怜悯、幸灾乐祸的目光。他想挺直腰板，但腿却软得迈不开步。
他被带到了省城，关进了纪委的办案点。那是一个普通的宾馆房间，有床，有桌子，有椅子，但窗户被封死了，门口有人二十四小时看守。他的手机被没收，与外界完全隔绝。
审查开始了。纪委的工作人员问他问题，从工作作风到生活作风，从经济问题到政治问题。起初，马哥还心存侥幸，避重就轻，只承认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当他看到一件件证据被摆到面前——银行流水、房产登记、证人证言、监控录像——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他交代了，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从第一次收那二十万开始，到后来收受的每一笔贿赂，到每一处房产，到每一个情妇，他都交代了。他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全部倒了出来。
"我认罪，我悔罪。"他痛哭流涕，"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辜负了人民的信任，我罪该万死。"
但他心里，更多的是委屈和不甘。他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么多人都在这么干，为什么只抓我？我上面不是有人吗？我的关系网呢？我的保护伞呢？
没有人回答他。在铁窗之内，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这一生。
第六章：黄粱一梦
马哥在留置点待了几个月，然后被移送司法机关。经过审理，他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宣判那天，他没有上诉。他穿着囚服，站在被告席上，听着法官宣读判决书，心里出奇地平静。十五年前，他穿着西装，在镇长的就职仪式上发言，意气风发；十五年后，他穿着囚服，接受法律的审判，身败名裂。
十五年的刑期，意味着他出来时已经年近六旬。他最好的年华，将在铁窗中度过。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他的社会生命也结束了。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县委书记，变成了一个遭人唾弃的罪犯。
入狱后，马哥被分配到监狱的图书室工作，负责整理书籍。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讽刺——当年他不爱读书，现在却要天天和书打交道。
他有了大量的时间思考。他想起了父亲，那个老实巴交的农村木匠。父亲一生清贫，但活得踏实，走得安详。如果他知道儿子变成了这样，会怎么想？他想起了母亲，那个在他三岁时就去世的女人。母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让他"做一个好人"。他做到了吗？显然没有。
他想起了自己的起点，那个山沟沟里的农村少年。那时候，他只是想走出大山，想过上好日子。这个愿望，本身没有错。但走着走着，他迷失了方向。他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权力当成了财富，把关系当成了靠山。他忘记了初心，忘记了来时的路。
他想起了那些被他冷落的家乡人。马家沟的乡亲们，现在会怎么看他？是幸灾乐祸，还是惋惜痛心？他想起那个被他轰走的村支书，想起那个被他拒绝的亲侄子，想起那些在他背后骂他的乡亲。他确实对不起他们，但他更对不起的，是自己。
他也想起了那些"朋友"。那些在他风光时围着他转的老板、下属、关系户，现在都在哪里？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他出事后，没有一个人来看他，没有一个人为他说情。那些收过他钱、受过他好处的领导，也纷纷与他划清界限。他就像一块用过的抹布，被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不是个人的，是人民给的；关系不是永恒的，是利益维系的；财富不是安全的，是随时可能失去的。只有原则，只有底线，只有对法律的敬畏，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但他明白得太晚了。
在监狱里，他开始读书，真正地读书。他读法律，读历史，读人物传记。他读到了海瑞，读到了于谦，读到了那些清官廉吏的故事。他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他也读到了和珅，读到了严嵩，读到了那些贪官污吏的下场。他发现自己，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个，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客。
他开始写作，写自己的经历，写自己的反思，写自己的忏悔。他要把这些作为警示，告诉那些还在官场上的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莫侥幸，侥幸终不幸。
"我这一生，就像一场梦。"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场黄粱美梦。梦醒时分，才发现一切都是空的。权力是空的，财富是空的，关系是空的，只有铁窗是真的，只有悔恨是真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宁愿做一个普通的木匠，像父亲那样，清贫但踏实，平凡但心安。"
但他知道，人生没有如果，时间不能倒流。他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必须在铁窗中度过漫长的岁月。这是他的宿命，也是他应得的惩罚。
尾声：青山依旧在
2024年的春天，马哥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县委书记，变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中年囚犯。他的身体大不如前，高血压、糖尿病，各种毛病都找上了门。
但他还在坚持写作，还在坚持反思。他的文章，被监狱作为警示教育材料，在一些单位流传。他收到了一些信，有曾经的同事写的，有素不相识的干部写的，都说从他的经历中受到了教育，要引以为戒。
他也收到了家乡的来信。信是马家沟的村支书写的，说村里现在变化很大，路修好了，学校建起来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信的最后，村支书说："德贵，不管你怎么变，你永远是马家沟的人。等你出来，回来看看吧，家乡的桐花，还像当年一样开。"
马哥捧着信，老泪纵横。他想起小时候，每年春天，山沟里的桐花开得漫山遍野，白茫茫一片，像雪一样。他和伙伴们在花丛中奔跑，笑声在山谷里回荡。那时候，他很穷，但很快乐；他一无所有，但心怀梦想。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他轻声念着这句诗，望向窗外。窗外是高高的围墙，是铁丝网，是狭窄的天空。但在他的脑海里，却是家乡的青山绿水，是漫山遍野的桐花，是那个纯真无邪的少年。
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下最后一句话："愿后来者，以我为鉴，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初搞写于2019年
（文章纯属娱乐不要对号入座）
第一章：山沟里的金凤凰
1972年的春天，滇西山区杜鹃花开得格外绚烂。马德贵出生在这个叫马家沟的小山村，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最末。接生婆抱着这个刚落地的婴儿，对守在门外的马老汉说："老马，你这老幺生得白净，细皮嫩肉的，不像山里娃，倒像城里大户人家的少爷。"
马老汉搓着满是老茧的手，嘿嘿直笑。他今年四十三了，老来得子，自然是欢喜的。马德贵的母亲是马老汉的续弦，前面五个都是前妻所生，最大的已经二十出头，最小的也比马德贵大八岁。这个老幺，从一出生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马德贵的小名就叫"马哥"，这是山里的规矩，长辈叫晚辈"哥"，是疼爱的意思。马哥三岁时，母亲因病去世，马老汉对这个小儿子更是疼到了骨子里。五个哥哥姐姐也都让着他，有什么好吃的先紧着他，有什么好玩的先尽着他。
马哥确实长得讨人喜欢。山里孩子大多黑瘦，他却白白净净，一双眼睛又大又亮，透着机灵劲儿。他嘴甜，见人就笑，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叫得亲热，村里人都说："老马家的老六，是个会来事的。"
马哥七岁那年，马老汉送他去村里的小学读书。学校是土坯房，一个老师教所有年级。马哥坐在教室里，听着窗外的鸟鸣，看着天上的白云，心思根本不在书本上。他数学学不会，语文背不下来，但老师却很喜欢他——因为他会察言观色。
老师咳嗽一声，他马上递上水杯；老师皱眉，他立刻安静下来；老师表扬哪个同学，他第一个鼓掌。这种天赋，仿佛是骨子里带来的。一年级读完，他的成绩在班里垫底，但老师给他的评语却是："聪明伶俐，尊敬师长，团结同学。"
二年级上学期，马哥辍学了。他觉得读书太苦，早上要早起，晚上要做作业，不如在村里疯跑玩耍。马老汉虽然疼儿子，但也知道读书的重要性，拿着竹条抽了他一顿，又把他送回了学校。
这样断断续续，马哥勉强读完了小学。期间又辍学两次，一次是因为嫌老师太严厉，一次是因为想和村里的伙伴去镇上赶场。每次辍学，马老汉都是软硬兼施，连哄带吓，才把他劝回去。
小学毕业那年，马哥十五岁。按照当时的政策，他本来可以去镇上读初中，但他自己不愿意去了。"爹，我读书不行，不是那块料。"马哥站在院子里，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我跟你学手艺吧，将来也能养家糊口。"
马老汉是村里的木匠，手艺在十里八乡都有名。他看着儿子，叹了口气："你想好了？"
"想好了。"马哥点头。他其实没想好，他只是不想再受读书的苦。他天真地以为，学手艺比读书轻松。
马老汉开始带儿子做活。天不亮就起床，走十几里山路去主顾家，扛木头，拉锯子，刨木板，一干就是一整天。手上磨出血泡，肩膀压出红印，马哥这才明白，原来手艺人的辛苦，比读书更甚。
跟了父亲一年，马哥受不了了。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他在一户人家做衣柜，汗水湿透了衣衫，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主顾家的孩子在屋里吹风扇，吃西瓜，而他却在烈日下刨木头。那一刻，他突然想起了学校——那里有风扇，有课间休息，有老师的表扬，有同学的簇拥。
"我要回去读书。"那天晚上，马哥对父亲说。
马老汉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想通了？"
"想通了。"马哥说，"爹，我要考出去，离开这个山沟沟。"
马老汉拍着儿子的肩膀，眼眶有些湿润："好，好，爹支持你。你要记住，在农村，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大山。爹这辈子就这样了，但你不一样，你有出息，爹看得出来。"
那个夏天，马哥重新拿起了课本。他比同龄人大了两岁，但他不在乎。他找到了村里退休的老教师，请他给自己补课。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到深夜。他的基础差，但他有一股狠劲儿——他不要再过这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不要再做辛苦的手艺人，他要走出去，做人上人。
第二章：风生水起
1989年的秋天，十七岁的马德贵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一中。这在马家沟是轰动的大事——县一中是省重点中学，每年能考上十几个大学生，是全县尖子生的聚集地。
马哥背着铺盖卷，走了三十里山路，又坐了四个小时的班车，终于来到了县城。当他站在县一中气派的校门前，看着进进出出的城里学生，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自卑，有羡慕，但更多的是野心。
"总有一天，我要成为人上人。"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马哥在班上的成绩属于中下游。这里的学生都是从各个乡镇选拔上来的尖子，他在农村小学的那点底子，根本不够用。数学课听不懂，物理课跟不上，英语更是从零开始。但他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他观察班里的同学，发现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大多清高自傲，不屑于与人为伍；而那些家境好的学生，虽然学习一般，但身边总是围着一群人。马哥选择了后者作为突破口。
班长李建国是县长的儿子，为人傲慢，在班里没什么朋友。马哥却主动接近他，帮他打水，帮他打饭，帮他抄笔记。李建国打球，他在旁边递毛巾；李建国值日，他主动帮忙。起初李建国对他爱答不理，但马哥不气馁，依然笑脸相迎。
"你为什么要巴结我？"终于有一天，李建国问他。
"我不是巴结你，我是真心想和你做朋友。"马哥诚恳地说，"我从农村来，什么都不懂，就想跟着你学点东西。"
李建国看着他，半晌，笑了："你小子，有意思。"
从那以后，马哥成了李建国的小跟班。通过李建国，他认识了学校里其他干部子弟，渐渐融入了那个圈子。他学会了打台球，学会了玩扑克，学会了说城里话。他依然成绩平平，但在学校里却"混得风生水起"。
老师们对马哥的态度很矛盾。他的成绩不好，但从不惹事；他上课走神，但从不捣乱；他作业经常不交，但见了老师总是毕恭毕敬。更重要的是，他"会来事"。
班主任王老师胃病犯了，他不知从哪弄来了偏方，亲自熬了药送到宿舍；教导主任家的煤气罐没了，他主动帮忙去换气；甚至连看门的老大爷，他都经常递烟聊天。老师们说起马德贵，总是摇头："成绩一般，但人很聪明，懂事，将来走上社会，比那些书呆子强。"
马哥心里清楚，自己不是读书的料，但他更清楚，在中国这个社会，光会读书是不够的。他要建立人脉，要积累资源，要为将来铺路。他的察言观色，他的人情世故，在这些年里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1992年的夏天，马哥高中毕业。高考成绩出来后，他的分数只够上大专，而且是很普通的大专。他填了志愿，但心里明白，自己多半是去不成的——家里供不起，他自己也不想再读书了。
那个暑假，他回到了马家沟。村里人听说他高中毕业了，都夸他有出息。"老马家的老六，是咱们村的高中生呢！"在那个年代，在农村，高中毕业确实算是文化人。
村里正好缺一个农科员，负责推广农业技术，指导村民科学种田。村长找到马哥，问他愿不愿意干。马哥想了想，答应了。他本来就没地方去，先干着再说。
农科员的工作很轻松，就是去各家各户传达上级的农业政策，发发种子，讲讲技术。马哥干得很用心，不是因为他热爱这份工作，而是因为他发现，这是一个平台，一个可以展示自己、积累资本的平台。
他对待村民热情周到，谁家有个困难，他总是第一个帮忙；上级领导来检查，他汇报工作头头是道，既讲成绩，也讲困难，既表决心，也提要求。领导们都觉得这个年轻人不错，有培养前途。
1994年，马哥二十二岁，当上了村长。这在当地是罕见的年轻干部。他的上任，一方面是因为确实能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会"来事"。每次乡镇干部下来，他都招待得妥妥帖帖；每次县里检查，他都把材料准备得详详细细。领导们提起马家沟的马德贵，都说："那个小伙子，懂事，可用。"
当村长的第三年，马哥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那年县里搞"年轻干部交流"，要从基层选拔一批年轻人到乡镇工作。马哥得知消息后，立刻行动起来。他先是找到了当初的同学李建国——此时李建国已经在县委办公室当科员了。通过李建国的父亲，他见到了分管组织的县委副书记。
那顿饭，马哥至今记得。他在县城最好的饭店订了包间，陪副书记喝的是茅台，抽的是中华。他不多话，只是殷勤地倒酒、点烟，适时地讲几个段子，逗得副书记开怀大笑。临走时，他塞给副书记一个信封，里面是他所有的积蓄——三千块钱。
"小马，你很懂事。"副书记拍着他的肩膀，"好好干，前途无量。"
三个月后，马哥调到了镇政府，当上了农业办的干事。虽然只是个普通干事，但他终于"吃上了公粮"，从一个农民变成了干部。那一年，他二十五岁。
第三章：平步青云
镇政府的日子，比村里复杂得多。这里人际关系盘根错节，各种派系明争暗斗。马哥初来乍到，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每一个人，分析着每一股势力。
他发现，镇党委书记和镇长不和，两人各有亲信；副书记中立，但和县委组织部关系深厚；几个副镇长各管一摊，互相不买账。马哥没有贸然站队，而是对所有人都恭敬有加，对所有人都热心帮忙。
他负责农业工作，经常要下乡。别的干部下乡，就是走个过场，吃顿饭，喝顿酒，回来写个报告完事。马哥不一样，他真往田间地头跑，真和农民聊收成、聊困难。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各村的实际情况，哪家的地缺灌溉，哪家的猪得了病，哪家的娃上不起学，他都一清二楚。
这些，都成了他的资本。镇领导问起农村工作，他能说出个子丑寅卯；县里检查，他能带领导去看最真实的情况，也能把成绩说得天花乱坠。更重要的是，他从不居功，总是把成绩归功于领导，把问题揽到自己身上。
"小马这同志，踏实，谦虚，有培养前途。"镇党委书记在班子会上这样评价他。
"德贵同志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群众基础好，是个干将。"镇长也点头称赞。
马哥在镇政府干了三年，从干事升为副主任，又升为主任。1998年，他二十八岁，当上了副镇长。这在当时算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
当副镇长的第一年，马哥结婚了。妻子是镇中学的老师，姓刘，是县里一个副局长的侄女。这门亲事，是镇党委副书记牵线搭桥的。马哥知道，这是政治联姻，但他需要这样的联姻。他需要进入那个圈子，需要有人帮衬。
婚礼办得很隆重，镇里的领导都来了，县里也来了几位。马哥穿着西装，端着酒杯，穿梭在各桌之间，敬酒、寒暄、说感谢的话。他看着镜中的自己，西装革履，意气风发，和当年那个在山沟里刨木头的少年，已经判若两人。
"马镇长，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人们这样夸他。
马哥笑着，一一回应。但他心里清楚，这只是一个开始。副镇长只是副科级，在他上面，还有镇长、书记，还有县里的各局局长、主任，还有更大的领导。他要继续往上爬，要爬得更高，看得更远。
副镇长干了两年，马哥迎来了第二次机会。县里要提拔一批年轻干部，他通过岳父的关系，找到了县委组织部长。又是吃饭，又是送礼，又是表忠心。组织部长和他谈了一次话，问他对工作的想法，对未来的规划。
"部长，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到最需要我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岗位去。"马哥说得情真意切。
2000年，马哥调任另一个镇当镇长。这一次，他是正科级，是一把手。虽然只是一个镇的镇长，但他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
当镇长的三年，是马哥最风光的三年。他搞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搞小城镇建设，搞招商引资，政绩斐然。更重要的是，他把上下关系打理得井井有条。县里来的领导，他招待得周到；镇里的干部，他恩威并施；村里的支书主任，他既给甜头又施压力。
他学会了喝酒，白的、红的、啤的，来者不拒。他学会了打牌，麻将、扑克、诈金花，样样精通。他学会了送礼，什么时候送，送什么，送给谁，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他更学会了"听话"——听领导的话，领导指哪，他打哪，从不问为什么。
2003年，马哥三十三岁，当上了镇党委书记。从镇长到书记，虽然级别没变，但权力更大了。在这个镇，他说一不二，没有人敢反对他。他开始享受这种权力的滋味——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走到哪里都是笑脸，说什么都是指示。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马哥开始变了。或者说，他本性中的某些东西，在权力的催化下，开始膨胀。
首先是对待家乡人的态度。马家沟的乡亲听说马哥当了大官，纷纷来找他。有的想让他帮忙安排工作，有的想让他批个条子办点事，有的纯粹是来攀亲戚、拉关系。起初，马哥还接待，还帮忙，但渐渐地，他烦了。
"这些人，就知道占便宜！"他对妻子抱怨，"当年我在村里的时候，也没见他们怎么帮过我。现在我当官了，一个个都来了。我帮得过来吗？帮了这个，那个不高兴；帮了那个，这个又有意见。干脆，一个都不帮！"
他开始避着家乡人。马家沟的人来镇政府找他，他让门卫挡驾；打电话来，他让秘书说不在；实在躲不过的，他就打官腔，说政策，讲原则，最后把事情推掉。
有一次，他的亲侄子来找他，想在镇里的企业找个工作。马哥当着众人的面，把侄子训了一顿："你以为我是谁？我是党委书记，我要讲原则！你想找工作，凭自己的本事去考，去应聘，别来找我！"
侄子红着脸走了，从此再也不登他的门。消息传回马家沟，乡亲们都骂马哥忘本，说他"当了官就不认穷亲戚"。马哥听说了，冷笑一声："一群土包子，懂什么？我这是避嫌，是讲原则！"
但他对"外人"，却是另一副面孔。县里的领导来了，他殷勤备至；其他乡镇的书记镇长，他称兄道弟；企业老板请他吃饭，他欣然前往；甚至一些江湖朋友，他也来往密切。他常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他的朋友圈越来越广，酒局越来越多，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他开始讲究穿戴，名牌西装，名牌手表，虽然都不是自己花钱买的，但穿在身上，确实精神。他开始讲究排场，出门要坐车，下乡要前呼后拥，开会要有人端茶倒水。
妻子劝他："德贵，你注意点影响，别太高调了。"
马哥不以为然："你懂什么？这叫场面，是当领导的必备素质。我不摆谱，谁把我当回事？"
2006年，马哥三十六岁，当上了副县长。从正科到副处，这是一个质的飞跃。他知道，这背后是老岳父的运作，是这些年积累的人脉在起作用。但他觉得，这是他应得的，是他"辛苦"换来的。
第四章：欲望之门
副县长干了两年，马哥调任另一个县当县长。这一次，他是二把手，但权力更实。县长管经济，管财政，管项目，是实实在在的"肥差"。
马哥上任伊始，就展现出了"魄力"。他大刀阔斧地搞城市建设，修广场，建高楼，拓宽马路。县城面貌焕然一新，GDP增速连年攀升。上级领导来视察，都夸他"有思路，有干劲，有魄力"。
但在这些光鲜的政绩背后，是巨额的债务和无数的利益输送。马哥不是不知道，但他觉得，这是通行的做法，大家都在这么干，他不干，就是不合群，就是"不懂事"。
第一个给他送钱的是个房地产老板，姓王，想在县城拿一块地。王老板通过关系约马哥吃饭，席间不提正事，只是喝酒聊天。散场时，王老板塞给马哥一个袋子，说是一点心意。马哥回家打开一看，是二十万现金。
他的心怦怦直跳。二十万，相当于他几年的工资。他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多钱。他想退回去，但又舍不得；想上交，又怕得罪人；想留下，又心惊胆战。
那一夜，他失眠了。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妻子问他怎么了，他不敢说，只是说工作压力大。
"德贵，咱们不缺吃穿，你可别做糊涂事。"妻子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提醒他。
"我知道，我知道。"马哥敷衍着。
最终，他没有退钱，也没有上交，而是把钱藏在了家里的衣柜深处。他安慰自己：这是人情往来，是礼尚往来，王老板没求我办什么事，就是交个朋友。再说，我帮他拿地，也是为县城发展做贡献，他赚钱，县城发展，两全其美。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王老板后来又送了几次钱，每次十万二十万不等。其他老板也闻风而动，送钱的，送卡的，送礼物的，马哥来者不拒。他安慰自己：这都是朋友间的往来，不算受贿。
他的心态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觉得，这些钱是他应得的。他这么辛苦，为县城发展做了这么多贡献，拿点回报怎么了？那些老板，哪个不是赚得盆满钵满？没有他的支持，他们能赚这么多钱？他拿一点，是合理的"分成"。
他的消费也在升级。原来他抽的是二三十块的烟，现在只抽中华；原来他喝的是几百块的酒，现在只喝茅台；原来他穿的是几百块的西装，现在只穿名牌。他买了新房，买了新车，虽然都是"借"的、"租"的，但实际上都是别人送的。
他对家乡人的态度，也更加冷漠。马家沟要修条路，村里人找他拨款，他说财政困难，推掉了；马家沟要建个学校，乡亲们找他支持，他说要按程序来，最后不了了之；他的亲姐姐家遇到困难，找他借点钱，他说自己手头紧，只给了几千块打发。
"马哥当了大官，不认我们这些穷亲戚了。"村里人这样议论。
马哥听说了，心里不是滋味，但很快就被各种应酬和享乐冲淡了。他想：我走到今天不容易，不能因为你们这些穷亲戚毁了我的前途。等我再升一级，再捞一笔，就退休享福，到时候再补偿你们也不迟。
2010年，马哥四十岁，当上了县委书记。主政一方，大权在握，他终于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县委书记的权力，是实实在在的。在这个县，他说一不二，没有人敢反对他。他想上哪个项目，就上哪个项目；他想用哪个干部，就用哪个干部；他想批哪块地，就批哪块地。他成了这个县的"土皇帝"。
围着他转的人更多了。除了老板，还有下属。想升官的，想调动的，想保住位置的，都来巴结他。他享受着这种被簇拥的感觉，享受着权力的滋味。他常说："在这个县，没有我办不成的事。"
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收钱不再遮遮掩掩，而是明码标价；办事不再讲原则，而是看关系；用人不再看能力，而是看忠诚。他提拔了一批"自己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利益集团。
有人提醒他："马书记，您注意点，现在风声紧，反腐力度大。"
马哥不以为然："怕什么？我上面有人。再说，大家都在这么干，凭什么只查我？"
他确实上面有人。这些年的经营，他在市里、省里都有关系。逢年过节，他都要去"拜访"，送去丰厚的"心意"。这些关系，成了他的保护伞，让他有恃无恐。
他对家乡人的冷漠，也到了极点。有一次，马家沟的村支书来找他，想为村里争取个扶贫项目。马哥当着众人的面，把村支书轰了出去："你们村的事，按程序报，不要来找我！我是县委书记，不是你们村的支书！"
村支书灰溜溜地走了，回去后把这事一说，全村人都寒了心。马哥的老父亲已经去世多年，如果他泉下有知，看到儿子变成这样，不知会作何感想。
马哥不是没有反思过。有时候，夜深人静，他一个人坐在宽大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也会想起小时候的事。想起山沟里的桐花，想起父亲粗糙的手掌，想起母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的话："贵儿，要争气，要做一个好人。"
但他马上就会把这些念头压下去。他想：我现在也是好人，我为这个县做了这么多贡献，我让这么多人过上了好日子，我当然是好人。至于那些穷亲戚，是他们不理解我，是他们想拖我后腿。我不能被他们拖累，我要走得更远，爬得更高。
第五章：盛极而衰
2013年，马哥四十三岁，迎来了人生的又一次"机遇"。市里要提拔一批干部，他有望升任副市长。这是一个关键的一步，从正处到副厅，是很多人一辈子都跨不过去的坎。
马哥开始了紧张的运作。他四处活动，找关系，送礼，请客。他自信满满，觉得凭这些年的积累，这个副市长非他莫属。
但这一次，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顺利。省里派来了巡视组，要巡视当地的干部选拔任用情况。马哥的一些事情，被举报到了巡视组。虽然经过运作，事情被压了下去，但他的提拔，也被搁置了。
"没事，只是暂时搁置，等风头过了再说。"朋友安慰他。
马哥也这样安慰自己。但他心里开始有些不安。他听说，有几个和他关系密切的老板，被叫去谈话了；他听说，他提拔的几个干部，被举报了；他听说，上面有人在查他。
他开始变得敏感，变得多疑。他看谁都觉得可疑，觉得谁都在背后说他坏话。他的脾气也变得暴躁，经常对下属发火，对妻子也没有好脸色。
"德贵，要不，我们收手吧。"妻子劝他，"你现在有的，够我们花几辈子了。别再贪了，别再收了，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好吗？"
马哥烦躁地挥手："你懂什么？现在收手，就等于承认自己有罪。再说，我花了这么多钱，铺了这么多路，不就是为了再进一步吗？现在放弃，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
他继续活动，继续送礼，继续编织关系网。他相信，只要关系硬，只要上面有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他忽视了那个最明显的信号——风向变了。
2014年的春天，马哥被调离了县委书记岗位，到市里当一个闲职——市政协副秘书长。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被边缘化的信号。从实权在握的县委书记，到可有可无的副秘书长，这是明显的降格使用。
马哥不甘心，他还想挣扎。他去找老领导，老领导避而不见；他去找老朋友，老朋友推三阻四；他去找那些收过他钱的老板，老板们也开始疏远他。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完了。但他还抱有一丝幻想：也许只是暂时的，也许过段时间就会好起来。他安慰自己：我没犯什么大事，就是收了点钱，交了一些朋友，这在官场不是很正常吗？最多给个处分，不至于伤筋动骨。
他太乐观了。或者说，他太愚蠢了。他没有意识到，反腐的风暴已经来临，而他，正好是那只被拿来儆猴的鸡。
2014年5月的一个早晨，马哥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刚坐下，就进来几个人，出示了证件："马德贵同志，我们是省纪委的，请你配合调查。"
马哥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机械地站起来，机械地跟着他们走。经过走廊时，他看到了同事们惊讶、怜悯、幸灾乐祸的目光。他想挺直腰板，但腿却软得迈不开步。
他被带到了省城，关进了纪委的办案点。那是一个普通的宾馆房间，有床，有桌子，有椅子，但窗户被封死了，门口有人二十四小时看守。他的手机被没收，与外界完全隔绝。
审查开始了。纪委的工作人员问他问题，从工作作风到生活作风，从经济问题到政治问题。起初，马哥还心存侥幸，避重就轻，只承认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当他看到一件件证据被摆到面前——银行流水、房产登记、证人证言、监控录像——他的心理防线崩溃了。
他交代了，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从第一次收那二十万开始，到后来收受的每一笔贿赂，到每一处房产，到每一个情妇，他都交代了。他像竹筒倒豆子一样，把自己这些年的所作所为，全部倒了出来。
"我认罪，我悔罪。"他痛哭流涕，"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辜负了人民的信任，我罪该万死。"
但他心里，更多的是委屈和不甘。他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么多人都在这么干，为什么只抓我？我上面不是有人吗？我的关系网呢？我的保护伞呢？
没有人回答他。在铁窗之内，他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这一生。
第六章：黄粱一梦
马哥在留置点待了几个月，然后被移送司法机关。经过审理，他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宣判那天，他没有上诉。他穿着囚服，站在被告席上，听着法官宣读判决书，心里出奇地平静。十五年前，他穿着西装，在镇长的就职仪式上发言，意气风发；十五年后，他穿着囚服，接受法律的审判，身败名裂。
十五年的刑期，意味着他出来时已经年近六旬。他最好的年华，将在铁窗中度过。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他的社会生命也结束了。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县委书记，变成了一个遭人唾弃的罪犯。
入狱后，马哥被分配到监狱的图书室工作，负责整理书籍。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讽刺——当年他不爱读书，现在却要天天和书打交道。
他有了大量的时间思考。他想起了父亲，那个老实巴交的农村木匠。父亲一生清贫，但活得踏实，走得安详。如果他知道儿子变成了这样，会怎么想？他想起了母亲，那个在他三岁时就去世的女人。母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让他"做一个好人"。他做到了吗？显然没有。
他想起了自己的起点，那个山沟沟里的农村少年。那时候，他只是想走出大山，想过上好日子。这个愿望，本身没有错。但走着走着，他迷失了方向。他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权力当成了财富，把关系当成了靠山。他忘记了初心，忘记了来时的路。
他想起了那些被他冷落的家乡人。马家沟的乡亲们，现在会怎么看他？是幸灾乐祸，还是惋惜痛心？他想起那个被他轰走的村支书，想起那个被他拒绝的亲侄子，想起那些在他背后骂他的乡亲。他确实对不起他们，但他更对不起的，是自己。
他也想起了那些"朋友"。那些在他风光时围着他转的老板、下属、关系户，现在都在哪里？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他出事后，没有一个人来看他，没有一个人为他说情。那些收过他钱、受过他好处的领导，也纷纷与他划清界限。他就像一块用过的抹布，被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不是个人的，是人民给的；关系不是永恒的，是利益维系的；财富不是安全的，是随时可能失去的。只有原则，只有底线，只有对法律的敬畏，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但他明白得太晚了。
在监狱里，他开始读书，真正地读书。他读法律，读历史，读人物传记。他读到了海瑞，读到了于谦，读到了那些清官廉吏的故事。他羞愧难当，无地自容。他也读到了和珅，读到了严嵩，读到了那些贪官污吏的下场。他发现自己，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个，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客。
他开始写作，写自己的经历，写自己的反思，写自己的忏悔。他要把这些作为警示，告诉那些还在官场上的人：莫伸手，伸手必被捉；莫侥幸，侥幸终不幸。
"我这一生，就像一场梦。"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场黄粱美梦。梦醒时分，才发现一切都是空的。权力是空的，财富是空的，关系是空的，只有铁窗是真的，只有悔恨是真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宁愿做一个普通的木匠，像父亲那样，清贫但踏实，平凡但心安。"
但他知道，人生没有如果，时间不能倒流。他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必须在铁窗中度过漫长的岁月。这是他的宿命，也是他应得的惩罚。
尾声：青山依旧在
2024年的春天，马哥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县委书记，变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中年囚犯。他的身体大不如前，高血压、糖尿病，各种毛病都找上了门。
但他还在坚持写作，还在坚持反思。他的文章，被监狱作为警示教育材料，在一些单位流传。他收到了一些信，有曾经的同事写的，有素不相识的干部写的，都说从他的经历中受到了教育，要引以为戒。
他也收到了家乡的来信。信是马家沟的村支书写的，说村里现在变化很大，路修好了，学校建起来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信的最后，村支书说："德贵，不管你怎么变，你永远是马家沟的人。等你出来，回来看看吧，家乡的桐花，还像当年一样开。"
马哥捧着信，老泪纵横。他想起小时候，每年春天，山沟里的桐花开得漫山遍野，白茫茫一片，像雪一样。他和伙伴们在花丛中奔跑，笑声在山谷里回荡。那时候，他很穷，但很快乐；他一无所有，但心怀梦想。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他轻声念着这句诗，望向窗外。窗外是高高的围墙，是铁丝网，是狭窄的天空。但在他的脑海里，却是家乡的青山绿水，是漫山遍野的桐花，是那个纯真无邪的少年。
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下最后一句话："愿后来者，以我为鉴，走好人生的每一步。"
初搞写于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