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朋党之祸最为严重者，属宋朝与明朝为甚。党争几乎在各个朝代都有发生过，例如，晚唐的“牛李党争”、宋末的“新旧党争”以及晚明的“东林党争”。可以说，它的产生是官僚政治体制的巨大漏洞，而与此同时，科举制的产生为党争创造了政治环境。科举制为士大夫们开辟了一条参政之路，而这条路尽是朋党的影子。
朋党形成的三种关系，即同乡关系、同年关系及师生关系，他们利用诸多关系来形成牢不可破的政治同盟，以此来达成他们的某种利益。
在朋党的基础上，党争出现了。而它的产生，则让整个官场都充斥着党同伐异的悲剧气息。党争的导火索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因为政见不同而产生矛盾（诸如北宋末年的“新旧党争”，新党支持变法，旧党反对变法，对变法的争执成为党政的焦点；晚唐时期的“牛李党争”，也是因为牛、李两党对藩镇、科举等问题有不同看法，由此引发党争）；其另一种是即得利益者与执政者，两者之间的矛盾（诸如明代末期的东林党争），其延续时间之长，破坏力之大也是前所未有。
那么有人会问？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党争的局面？
形成党争局面的原因是多种的：
首先，是士大夫阶层的日益膨胀，导致阶级内部集团的重组，而这一现象的发生为党争提供了契机。
其次，士大夫们的特性“文人相轻”，这一特性使这一阶层始终是文官政治的核心，因为它是巩固王朝统治的需要。
最后是科举制的产生，它的最终完善使得它成为滋养党争的温床，可以这样说，科举制度是“党争”局面形成的重要源头。无论科举制还是党争，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科举制没有党争，就不能称之为科举；党争没有科举制，那党争不复存在。
在科举制与党争之间，有一定的相同点，那就是士大夫。顾名思义，士大夫之争是对科举制选官的再一次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