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站》
假期结束的最后一天，天空灰得像一块快要发霉的抹布。
老妈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催了，嗓门大得整栋楼都能听见：“快点快点，王叔的车七点半准时出发，错过了今天你们怎么回城上班？”我弟还在磨蹭，把行李箱拉得哗哗响，我也没好到哪去，嘴里叼着半块馒头，手忙脚乱地系鞋带。
王叔是隔壁单元的老邻居，退休后买了一辆七座面包车，逢年过节总爱顺路捎人。我妈跟他打了招呼，说送我们姐弟俩去镇上车站，坐大巴回城。王叔很爽快，车停在楼下，发动机嗡嗡响着，像是在催命。
我们仨拎着大包小包上了车。老妈坐副驾，我和弟弟挤在后面。王叔开车很稳，出了小区大门，拐上那条通往镇子的县道。两边的杨树刷刷往后退，路面被大货车压得坑坑洼洼，车子颠得我有点犯困。弟弟已经掏出手机开始打游戏，我闭着眼睛靠着车窗，算着下午几点能到出租屋。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忽然觉得不对劲。
颠簸感没有了。车轮碾过碎石的那种细碎的震动，发动机的低沉的轰鸣，统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均匀的、有节奏的咯吱声——像是老式自行车的链条在转动。
我猛地睁开眼。
前面没有王叔的后脑勺，没有挡风玻璃，没有仪表盘。我正在骑一辆单车，一辆漆皮剥落的二八大杠，车把上挂着我那个红色行李箱，歪歪扭扭地晃着。弟弟在我右边，也骑着一辆更小些的自行车，后座夹着他的双肩包。老妈在最前面，骑得最快，腰板笔直，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往后飘。
那条县道还在，但路面变成了碎石子路，两边的杨树不见了，变成了一排排光秃秃的电线杆。天空还是灰的，可是灰得不太正常，像有人在天上蒙了一层纱布，看不透，也看不出太阳在哪。
“妈！”我喊了一声。
老妈没有回头，声音却清晰地传过来：“快点跟上，别掉队了。”
“王叔呢？车呢？”
“你这孩子说什么胡话，咱们什么时候有过车？”老妈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直在骑车啊，你是睡糊涂了吧。”
我张了张嘴，想说我们明明是坐王叔的面包车出来的，可是话到嘴边忽然就没有了底气。我想不起来王叔长什么样了，甚至想不起来那辆面包车是什么颜色的。那些画面像是被人用橡皮一点一点擦掉了，只留下一些模糊的轮廓，一碰就碎。
弟弟倒是很安静，低着头骑车，脸色白得有点过分。我喊了他两声，他才抬起来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他的眼神很怪，不是害怕，更像是一种麻木的、认命了的神情。
“骑快点。”老妈在前面催。
我咬了咬牙，蹬着踏板跟上去。脚底下的感觉越来越奇怪，这条石子路好像没有尽头，两边的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地往后移，但景色始终不变——灰的天，灰的地，灰的树干。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铁锈味，带着凉意，不像是夏末，倒像深秋。
不知道骑了多久，前面的路上开始出现人影。越来越多，都是骑单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沿着同一个方向缓慢前行。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按铃，只有无数的车轮碾压碎石发出的沙沙声，汇成一片低沉的、持续的噪音。他们的表情和老妈一样平静，平静得像是根本不在乎自己要去哪里。
老妈在一个路口拐了弯，我们跟着她偏离了主路，进入一片开阔的空地。空地上用白漆画着一条条排队线，像是火车站售票窗口前的那种蛇形通道，密密麻麻站满了人。队伍很长，我踮起脚尖也看不到头。远处有一排简易的活动板房，蓝色的铁皮屋顶，窗口亮着惨白的日光灯，有人进进出出。
“这是哪？”我问。
“检查站。”老妈推着单车往前走，找到了一个队伍的末尾站进去，“你们常年在外头跑，谁知道接触过什么人、去过什么地方。现在外面的传染病多得很，回城之前先做个检查，放心。”
“可是妈，我上个月刚做过体检，报告还在手机里……”
“上个月是上个月，今天是今天。排着。”
老妈的语气不容置疑，就像小时候她逼我喝感冒冲剂一样，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叹了口气，把单车停在旁边，跟着她站进了队伍里。弟弟也跟了上来，三个人一前一后，随着队伍慢慢往前挪。
排队的人很多，但整个场地异常安静。没有人聊天，没有人打电话，甚至没有人咳嗽。偶尔能听到活动板房那边传来的人声，但听不清在说什么，只有一些模糊的、被门帘隔断的音节。我前面的一个大姐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的，像是刚从床上被人拽起来，她直直地盯着前方，眼珠子一动不动。
队伍移动的速度不快不慢，每过几分钟就往前走几步，像某种缓慢的、不可逆的传送带。我开始觉得困了，脑子里像是塞了棉花，混沌沌的，不太愿意去想事。只是机械地跟着前面那个人的脚步，左脚，右脚，左脚，右脚。
轮到我的时候，我站在活动板房的窗口前，里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女人，穿着白大褂，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她没有抬头，声音又低又快：“报名表。”
“什么？”
“报名表。没有报名表不能做检查，去后面拿了再来。”
我愣住了，转头看老妈。老妈皱起了眉头：“你的报名表呢？不是让你拿好了吗？”
“我哪有什么报名表，你从来没给过我。”
“怎么会没给过，下车的时候我明明塞你手里了，你自己弄丢了。”老妈的语气像一把刀子，“赶紧回去拿，别耽误人家后面的人。”
我张了张嘴想辩解，但后面排队的人已经开始不耐烦了，轻微的骚动像涟漪一样从后面传过来。我只能转身离开队伍，往回走。走了几步我才想起来，我根本不知道去哪里拿报名表。可是脚下的路却自己伸展开来，引着我走到空地尽头的一个小棚子前，棚子下面放着一摞表格，白纸黑字，上面的栏目我看不太懂，但又觉得好像也不需要看懂。
我拿了一张，转身往回走。队伍还是那么长，我又得重新排。这一次我低着头，试图不去看那些面无表情的人脸，不去想刚才那种莫名的混沌感。队伍还是那样缓慢地移动，空气还是那样带着铁锈味，远处活动板房的日光灯还是那样惨白地亮着。
等我第二次站到窗口前，递上报名表的时候，那个戴口罩的女人翻了翻，然后用一种毫无起伏的声音说：“可以了。大巴已经走了。”
“什么？”
“今天最后一班，五分钟前发的。”
我猛地转头看向停车场。那里确实空了一大片，原本停着的几辆大巴车不见了，只留下地面上几道深色的轮胎印。老妈推着自行车站在空地边上，弟弟跟在她身后，两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同样的一种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惋惜，而是一种淡淡的、居高临下的嫌弃。
“叫你磨蹭，早点把报名表拿好不就没事了？”老妈跨上单车，语气轻飘飘的，像在说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自己想办法回去吧，别连累你弟。”
我站在空旷的停车场上，看着老妈和弟弟骑着单车越走越远，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融进了那条灰色的石子路上。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带着铁锈味和一种说不清的凉意。
我低下头，看了一眼手里的报名表。
表头那几个字终于清晰了。
“捐献登记表”。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像是某种印章盖上去的，红色的，字迹洇开了一些：“已接收，请家属确认。”
我又抬起头。天还是灰的，地还是灰的，而我已经想不起来——假期结束的那一天，我到底是从哪一座城市回来的，又要回到哪一座城市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