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一百年后,我想说,“心理学救不了中国人。”


这并不是心理学无用论。对个人来讲,心理学依然是很好用的工具,至少它能够帮助我们从混沌中获得一点自我掌控感。但是,当情绪问题具有国民性时,从宏观角度看,心理学确实救不了中国人。


道理很简单,根本不用解释。


心理咨询向来致力于提升一个人的灵活性,以动力学的语境论,你之所以无法应对眼下的局面,是因为你的自我功能需要调整。一个人的自我功能是否强大,直接关乎他的心理健康程度。但我认为,这是针对正常社会而言的。如果是一个趋近于病态的社会,你的“不适应”兴许反倒是健康的标志,这至少证明你的三观尚且富有人性的温度。我无意于评判三观的正确与否,但当一个人在“吃人”的社会还能混得风生水起,只能说他确实离人性越来越远了。失去了人性,又如何去谈心理健康?


“从大体上看,我们做心理咨询的目的,是帮助一个人适应社会。然而,社会变迁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作为咨询师,最终是要帮助来访者在生活中有所反思,走向更独立的路径,而不是单纯地去适应社会。如果只是单纯地帮来访者去适应社会,那就太可怕了。心理咨询可以做任何坏事,如果你没有反思,当你加入到这个洪流中时,咨询师就可能是一个病理性价值观的维护者。”一位心理学家这样写道。


我不禁想起了自己最喜欢的戏剧《推销员之死》。谭霈生教授分析它时,将威利那堕落的儿子称为真正清醒的人。“我们不是城市这个疯人院里头关着的人!——这句话很耐人寻味。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青年人对自我的发现。这句带有控诉意味的话表明,他已经感到自己和那个疯人院式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清醒的似乎正是不成材的比夫。正是他常常在一片混沌中说出几句真理。”


所以,面对心理学,我们的确要利用好它提升自己。但如果这一步走得太深,也会构成“疗愈暴力”,即对受害者进行归罪,这难道不是一种潜在的心灵霸凌吗?我们并不能将国民性的情绪问题简单解释为“未抓住社会根本问题”,我们需要看到,心理学背后那条长长的尾巴,并不是静态地等待我们挖掘,它正在主动地将本该由社会承担的结构性问题,以内心疗愈的方式转嫁给个人!心理学近年来的爆火,也从来不只标志着“人们更加有主体性”,那或许更多是“转嫁”的美化与伪饰。“自我关怀”愈来愈被包装成直播间的商品,最终也染上了绩优主义的色彩,就可窥见一二。


真正的心理疗愈,应建立在“了解自己”的基础上,但仅仅只去探索个人经历和原生家庭,填不满它,因为背后还有宏观因素的集合。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社会学作为药引子的效果,可能并不比心理学差。现实性问题,还是要拿现实的刀去解决。因此,社会需要文艺工作者也担好“心理医生”的角色。不过,平心而论,拥有深刻社会洞察力的编剧导演还是太少了,即使是现实性作品,也依然不可避免滑向“奶头乐”般的自娱——他们大多数喜欢在小视角下探索人性幽深的合法性,却反而将真相的毛边裁剪得过于干净。


其实也可以换个思路,何不成为时代的看客呢?既不完全入世,陷入进个人悲欢无法自拔;也不完全出世,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对于历史,很多人是乐于如此的,那么对于身处的时代,我们也可以试着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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