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金古代文学课堂教学改革生态述论[1]
——榜样和目标就在课堂只需要一颗坚定的心
张瑜 李士金 黄睿卿 刘红丹 胡慧
摘 要：一、学术批评引入课堂，以批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为例，有学术价值；二、课堂教学改革生态实录，保持学生文字原貌，具体形象生动，为学界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现状和历史、学生学习心理等提供真实史料；三、以传承圣贤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高等教育之本质目的。
关键词：教学改革生态圣贤文化
学术批评引入课堂：以批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为例
袁编云：“20世纪初叶，与诗界、文界、小说界革命一起，戏剧改良运动也勃然兴起，成为晚清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诞生了新的剧种——话剧。”[2]试问：“20世纪初叶”时间范围是什么？“晚清”的时间范围是什么？袁编云：“传奇杂剧创作大多载于报刊，也大都不很适宜上演，成为特定时期产生的一种报刊戏。”[3]何谓“大都不很适宜上演”？“不很”适宜上演，是否还比较“适宜上演”？袁编云：到了辛亥革命高潮时期，1910年底，任天知在上海组织进化团，次年到南京演出《血蓑衣》、《安重根刺伊藤》、《新茶花》等剧，标出“天知派新剧”的旗帜。[4]1910年底“辛亥革命”尚未发生，如何是“辛亥革命高潮时期”？翁其斌、李定广撰文认为，袁编《文学史》的主要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体例欠严谨；增补欠合理；分析欠水平。再如关汉卿的《窦娥冤》，袁本是这样分析的：“关汉卿……悲剧创作，更是酣畅淋漓地揭示出元代惊心动魄的人间惨象……在元代，社会秩序失范，官吏贪墨，阶级冲突和民族矛盾激化，导致冤狱重重，悲愤屡屡发生。《窦娥冤》戏剧情境的形成，与此有着密切关系……窦娥没有想到，她所处的生存空间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窦娥得还清白，靠的是父亲手中的权力。这样的处理，固然反映出关汉卿崇尚权力的思想局限；但也体现出他让受害者亲属惩治恶人报仇雪恨的强烈愿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寄寓着对元代吏治沉重的疑虑。因此，《窦娥冤》的结局，是有着比较复杂而深刻的涵义的。《窦娥冤》的故事框架，与汉代以来一直流传民间的“东海孝妇”故事颇为相似，但剧本反映的时代生活与人物遭遇，却以元代冤狱繁多的社会现实为依据。”袁本只是孤立地、机械地理解“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把原属文学范畴的《窦娥冤》简单地视作元代的社会材料，口口声声不离元代。不知袁本编者有何凭据，就能断定《窦娥冤》一定是“以元代冤狱繁多的社会现实为依据”，“揭示出元代惊心动魄的人间惨象”，判定元代“社会秩序失范，冤狱重重”，“生存空间已经恶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实际上，正如袁本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关汉卿“入元之际大概已年近半百”，关汉卿在元代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关汉卿创作《窦娥冤》不一定以元代为依据。袁本将《窦娥冤》所具有的普遍的、深刻的意义缩小了，浅化了，将《窦娥冤》简单地看作是元代的吏治问题。其实，社会的不公正绝不仅仅反映在吏治上，窦娥之冤只是社会不公的表象，袁本忽视了《窦娥冤》的深刻涵义。还有《牡丹亭》，袁本动辄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划分为正反两大阵营，《西厢记》是这样，《牡丹亭》更是如此。《牡丹亭》两大阵营的人数远比《西厢记》庞大，编者几乎将剧中所有人物都对号入座，非正即反。实际上《牡丹亭》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两个阵营，如果有，那“下旨完婚”成全柳、杜的皇帝又属哪一阵营呢？[5]
开放了一个别致的讲堂：通过博客学习到课堂上未被提及的知识
踏入本科已临近一年，与李士金老师相处亦是如此。独具一格的教学方式和“智者”的形象深入人心。今年的中国文学史课李老师依旧保持了开放的“大讲堂”模式来进行教学。通过学生自己对书本内外的内容的理解，用“学术交流”的形式代替了老师自己将知识灌输给学生们。这样既让学生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也避免了出现死记硬背、只知道“读死书”的“书呆子”出现。同时秉持着师范类学校培养优秀师范类人才的原则，从课堂上开始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为将来传道授业打下一个好的基础。而且开放了一个别致的讲堂：博客，学生们可以课余时间通过博客这一轻松并且紧跟潮流的方式学习到课堂上未被提及的知识。虽说是开放的“大讲堂”李老师也没有对学生们完全的放任，讲解过程中老师及时讲评，发现学生的问题并指出，个人认为这有问题现在被指出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反而是一件好事。课堂上除了老师就是同学，闹出笑话不可怕，可怕的是将来为人师表时闹出笑话，变成“误人子弟”。文学方面的知识固然主要且与专业息息相关，可我更加欣赏李老师在课堂上发表的关于当今社会现状、为人之道等方面的见解。李老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对于我来说更是一位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生活见解的长辈。可以说李老师所经历的远远比我这个还未真正踏入社会的学生多得多。阅历更加丰富；分析事情的角度更加宽阔、也不会像我一样只会看到表面。印象最深的是某节课上一位同学提到的“逃课”问题。从一位学生的角度来说，逃课无非就是不想上课、懒得上课。但李老师在课堂和博客中提到：“假设老师讲得很好很生动形象，假设听课的学生态度亦认真，若没有听课的基础，以为听课就可以学好本门课程内容，必将出现严重的偏差，无法获得学习之成功。事实上，这只是假设而已。基础差的学生，听课是很难持久认真的。”同时还告诉我们：“在追求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的课堂，一个班级中总会有个别学生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的课堂必然体现出每一个学生的真相，性格、教养、基础、才华、爱好、价值观，等等。一个班级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倘若人人都与人为善，以他人之成功为成功，以他人之快乐为快乐，理解或比较理解、欣赏或比较欣赏深刻伟大、丰富多彩充满追求理想色彩的课堂，那人类社会岂能不断出现悲剧！”由此可见，一位有着丰富学识的长者和一位学生看待同一个问题的方式和角度的差距。这种思维模式是现在的我望尘莫及的。由此可见：多学习、提升自我修养是当务之急。榜样和目标就在课堂，只需要一颗坚定的心。（张瑜）
最大的收获是站在讲台上讲话更加自信从容淡定
这学期的课让我受益匪浅，最大的收获是站在讲台上讲话更加自信，从容，淡定了。同学们讲的内容都很精彩，也让我学到了不少的知识。老师不断的引导我们，寓教于乐，让我们在轻松的环境中学习知识，学习古代文学，使学习不再成为一种负担，不再是死记硬背，而是主动探索，主动学习。每个同学的讲课内容、风格都不一样，使课堂不枯燥，又生动有趣，在每位同学身上都有值得学习的部分。这学期课很充实，并且老师保证我们每个人只要好好学，态度认真，都不会挂科。这让我们的学习氛围更加轻松，心理压力减少许多。非常开心能在古代文学课上与同学们讨论、分享、一起学习知识！（1308班黄瑞卿） 通过一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习，李士金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掌握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堆积，更是对人，对事的更加深刻的理解。很难用浅薄的学识去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底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所没有企及到的地方，还需要再认真的品味。（胡慧）这学期，这门课是考试科目，这让我们有了紧张感，仍然由学生上去自由发挥讲课，我们最后怎么考试。学生讲课虽然好，但大多数讲的比较杂，按自己的兴趣爱好去找材料，这很可能造成完全脱离书本，让我们掌握不到考试内容。李老师很快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他让同学们整理好从唐到近代的所有知识点，然后，我们自由选择上去讲，这又让我们自由发挥，又让我们掌握了知识点。不知不觉，这学期的课又结束了，通过李老师的教学，使我们培养了大胆上讲台讲课的能力，不再拘泥于你说我听的课堂模式。我们马上要实习了，以后也不会再由李老师为我们教课了，但我们会永远记得这个胡子长长的老师。（刘红丹）
结束语：担负起传承圣贤文化之神圣历史使命
传承圣贤文化，理一分殊。许多具体的学科，分支细节，都是圣贤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研究朱子文学思想即是传承圣贤文化。朱熹认为韩文可与《孟子》、《史》、《汉》相接，而高于柳、欧、曾诸家。这些都是我们在具体的研究、分析、比较中得出的看法。当然，朱熹对韩文的批评是丰富、复杂、辩证的。我们这种研究仅仅是提供一种参考而已。朱子对韩诗论述较少。主要认为韩退之潮州诗“却好。”又欣赏其《斗鸡联句》：“一喷一醒然，再接再厉乃！”有“戒慎恐惧底心。”说：“争观云填道，助叫波翻海！”是退之之豪；而“一喷一醒然，再接再厉乃！”是东野之工。朱熹欣赏韩愈诗：“强怀张不满，弱力阙易盈。”并分析说：“上句是助长，下句是歉。”又指出：“退之《木鹅诗》末句云：‘直割苍龙左耳来！’事见《龙川志》，正是木鹅事。”从这几条简短的讨论来看，朱熹是肯定韩诗的成就的。至少指出两点：一、韩愈诗的豪放之风；二、韩愈诗的句法不凡。而且对韩诗之用典用事也加关注。看来他一生爱好韩文韩诗，虽然也严厉批评其缺陷，但肯定其独特的价值，评价之高，罕有其匹。他用心做《韩文考异》决非偶然。以韩愈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之高，朱熹对之时有严厉批评，此乃其理学性格所决定。考察朱熹纷繁讨论内容，不难发现唐代最受批评作家即韩愈，宋代最受批评作家乃苏轼。此证明其批评愈多，地位愈高，影响愈大。朱熹实为中国最理想主义之文学批评家。[6]
参考文献：
[1]致谢：本课堂教学改革得到淮阴师范学院朱汉清、周桂峰、施军、赵宜江、周平、李相银、许芳红、杨颖、陈年高、孙义清、陈华东、赵科印、李建业等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受到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2015ZSJD010），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资助（PPZY2015C205）。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5月第三版，第453页。
[3]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5月第三版，第454页。
[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5月第三版，第456页。
[5]翁其斌李定广：“守正出新”兑现了吗？——对“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文学史》之学理批评，《学术界》2010年第11期。
[6]李士金著《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