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写不长

于阿姨十八岁时，她娘去给她姐伺候月子，回来后一看，家里的院子平白地大了一倍，南厢房整个地没了。在她离家的这一个月里，于阿姨自作主张，带着一帮人把南厢房拆了，房梁捐给了大队。她娘连哭带骂了好几天：“我要是走半年，你这个二百五是不是把正屋也拆了，猪心一个眼儿，就知道当官。”

谁都知识，于阿姨想当官，她从不掩饰、也不会掩饰她想当官的梦想。她高中毕业回乡务农，那会儿还叫生产队。于阿姨不甘心当一辈子农民，她想当村里的妇女主任，之后再当县里的、市里的，乃至全国的妇女主任。天晓得，她这种执念从何而来。她爹生前是个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的石匠，她娘见人就躲、一开口说话自己先脸红，她家往上数十代也没有一个当官的。

于阿姨想当官，怎么当呢？她家没有背景，她也不会阿谀奉承，更不会撒娇装傻，只会通过拼命地干活来表现自己的价值。那是70年代的农村，生产队集体劳动。每天早上，队长派活时，于阿姨总是抢着把脏活累活重活揽下来，并且保质保量甚至超额地完成。大队修房缺房梁和砖坯，队长还没说话呢，她就带头把自己家的房给扒了。

即使这样，她也没当成妇女主任，队长让一个小学毕业的亲戚当了。于阿姨一咬牙，一跺脚，报名去修水库。别的女人，去了也就干些砸石子、做饭之类的轻活，她不！她跟男劳力一样，趟着寒冷刺骨的河水挖河泥、搬石头、推小车，住在窝棚里三个月不回家，头发凝结成板，棉袄前襟油亮油亮的，终于换来了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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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于阿姨被分配到郊区的一所中学任教。她对她娘说：等我当了校长，给你盖三间新瓦房。

那是一所位置偏僻的普遍中学。在不刮风的情况下，于阿姨从家骑自行车去学校至少需要50分钟。她早上五点出门， 六点到校，督促住宿的学生们起床、出操、上早自习。白天的忙碌之后，晚上还要再盯晚自习。夏天还好，到了冬天，她每天顶着星星出门，再顶着星星回来。做完阑尾手术的第三天，她就回到学校上课。同事们从没见她喊过累诉过苦，都说她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任教十年后，于阿姨终于被提拔成教导主任。她把升学率看得大过天，有一点下降就急得火上房。她吃住在学校，不准毕业班的学生请假，毕业班有位任课老师脚烫伤了，于阿姨自己出钱包了一辆车，每天接送这位老师上下课，目的就是不能影响教学。学生们给她起外号叫“于师太”，同事们背后叫她“于扒皮”。

偏偏有一年，升学率下降了两个百分点，她失眠，上火，起了一嘴泡，要求全校老师每周日来校培训，提升教学能力。

老师们不乐意了：好容易休息一天，我们还得做家务呢。

于是，大家纷纷请假。

于阿姨不同意，不来的，她挨个打电话催促、在会上点名批评、扬言不给评职称、不给涨工资。办公室里一片怨声载道，当老师时结下的好朋友、好同事，都跟于老师翻脸了：你舍家撇业地忙事业，我们也得跟你一样吗？

老校长出面安抚，把每周一次的培训改成每月一次，老师们勉强接受。老校长跟于阿姨谈心：“要体谅大家的难处……”

于阿姨很委屈，这又不是多难的事儿，为什么他们干不了？在她的世界里，只有工作，没有生活，她不想做一个平庸的老师。她认为，要想出人头地，必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为什么同事们不这样想、这样做呢？

在于阿姨的重压之下，毕业班的升学率慢慢提升，几年之后，这所曾经不起眼的普通学校成为市里的重点中学，家长们挤破脑袋地想把孩子送进来。但于阿姨活成了孤家寡人，谁也不敢接近她，她像罩在学校的一片乌云，有她在，大家都觉得憋闷、缺氧。上级有意提拔她做校长，但反对的人太多，最后不了了之。于阿姨当校长的梦想，永远地搁浅了。

当于阿姨办理退休的消息传出后，学校里一片雀跃，师生们恨不能连夜开个欢送会把她送走。

办理退休时，于阿姨被告知，因为她是工农兵大学生，所以她将以工人身份退休，每月退休工资大约八百多元，而与她同样工龄的同事们，退休工资却是她的三倍。于阿姨傻了、懵了，最终哭起来了。她坐在市教委的办公室里，像孩子一样无助地哭泣，抬起两只袖子擦眼泪，鼻涕挂在下巴上，由粗至细拉出长长的一条线。对面坐着面无表情的工作人员，重复说着：“这是上面的规定，我们照章办事。”

退休后，于阿姨再没回过学校。

Endless

30多年的奋斗

一朝化为乌有

文 | 写不长

图 | 据C00协议引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