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魔白乐天在散文《除孔戣等官制》中曾有云：“浑金、璞玉，方圭、圆珠，虽性异质殊，皆国宝也。”尽管这个国宝指的仅仅是当时的材质工艺，与今天的国宝级文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至少说明了一点：距今1200多年的中唐时期，国宝的概念和意识已初具雏形。

      现任故宫学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在一期名为《故宫的世界 世界的故宫》演讲中，曾直言不讳地晒过故宫的“家底儿”。单院长表示：“迄今为止，故宫博物院共有1807558件（套）文物藏品。”

      毋庸置疑，这个体量还是相当惊人的。但这里存在一个误区，很多人以为文物就是国宝。实则不然，相比这个庞大的数量而言，用国博讲解员的话来说，能达到一级文物中的“禁止出境文物”且知名度极高的文物才能被称为当之无愧的国宝，也就是互联网时代，大众耳濡目染的所谓“国宝级文物”。

      《超级国宝》一书，是在评分高达9.8的百大博物馆精讲音频《国宝来了》的基础上加工整合而成。书中凝结了50位国家一级博物馆主讲人的心血，精选100件一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配以500张高清实拍彩图，文字详实、图片优美，充分展现了5000年来中华文明的悠久传承，不吝于一场色彩斑斓、目不暇接的国宝知识盛宴。

      作为现今杭州博物馆镇馆之宝的战国水晶杯，同时被列为了禁止出境的国宝级文物。笔者许多年前曾看过一则新闻报道，说的是一群小朋友在参观了杭州博物馆后，对陈列在最显眼位置的水晶杯一致发出了质疑。它太像我们家中常用的饮水杯了，简直别无二致。

      关于这件水晶杯，其实不止小朋友对它存疑，长久以来，它饱受不同国籍、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人们争议。甚至许多西方专家学者都对于几千年前纷乱的战国时代能否出产在今天看来颇具“穿越”色彩的水晶杯一直持怀疑态度。在《超级国宝》一书中，编者为它的来源和出身再次正了名。证实它的的确确就是一只战国时代墓葬出土的水晶杯。

      这件1990年出土于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的战国水晶杯高15.4cm、口径7.8cm、底径5.4cm，杯身略呈淡琥珀色，局部有絮状包裹体，敞口，平唇，斜直壁，圆底，圈足外撇；无花纹，简而洁。且出土时不只这件水晶杯，该墓葬中同时发现了大量不同种类的水晶文物，这就说明战国时代的水晶加工工艺已经日趋完善且成熟。所以，因为这件水晶杯和我们现代人使用的水杯造型相似，就质疑它是赝品或穿越而来的简直就是不知所谓的人云亦云。

      唐代杜秋娘有诗云：“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由此可见，在兼容东西方先进制造工艺、手工业欣欣向荣的唐代，金缕衣尚可谓奢侈品，何况它的升级版金缕玉衣？

      玉器在中国古代的象征意义除了高洁，很大程度上就是富贵。在等级严明的封建王朝，佩戴玉器自有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这其中，始于战国末期而盛于两汉的玉衣为上古时期贵族入殓时所穿的服饰，根据贵族身份与等级的差异，玉衣的联缀又可分为金缕、银缕、铜缕和丝缕。

      河南博物院作为最早的一批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其镇馆之宝金缕玉衣1986年出土于河南永城芒山镇僖山汉墓。它长180厘米宽125厘米（含鼻塞、耳塞、口含、手握），周身由2008只玉片，以金丝缀合而成。并分别为之套上头罩、面盖、上衣、袖、手套、裤、脚套等。制造工艺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汉代高超的制造工艺，同时也不无对当时达官贵人生前与死后奢侈糜烂生活的鞭笞！

      笔者自幼受父亲熏陶，对玉器有着天然的热爱。自记事以来至今，闲暇时总爱随父亲去各地参观博物馆。日积月累之下，对于各大国家一级博物馆的诸多玉器藏品虽不敢说如数家珍，却也了然于心。

      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商代大玉戈被列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国十大国宝级玉器之一。它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表面光滑平整、玉质细腻温润，凸显了商代匠人高超的手工艺水准。更为重要的是，它象征着墓主人高贵的身份地位。同时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体量最大的玉戈，被誉为“玉戈之王”。

      作为红山文化当仁不让的代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新地村东拐棒沟出土的玉龙向来被当作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这件玉龙呈墨绿色，高26厘米，体态呈蜷曲状、C字形，品相完美无缺。玉龙的出土和红山文化遗址群的重见天日标志着中国人从此找到了龙的源头，同时充分印证了玉文化的源远流长。

      除了玉器，书中对于国之重器—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春秋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马踏飞燕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及，同时也不乏见证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馆血脉相连亲情的“海内青铜器三宝”（大克鼎、大盂鼎、毛公鼎）。置身于这100件意义非凡的精美国宝之间，仿佛瞬间穿越回千年前的华夏大地。当人们感动于古人高超匠造工艺的同时，那一个个跳脱的古老符号也在向它们的注视者绽放着蒙娜丽莎般神秘而优雅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