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政治风气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仁宗时期相对平稳的政治风气被打破了，皇帝开始和大臣硬碰硬。第二，官员群体出现了分化，官员中涌现出一批人，他们看得懂皇帝的心思，支持皇帝扩张权力，并主张锐意改革。
神宗是变法绝对的第一责任人，王安石的出现其实有点偶然。王安石变法政策设计是很好的，但是神宗与王安石只关注目标，却对实际影响关注不够，种种措施导致北宋的政策倾向、政治共识、官僚风格的大转向，这是北宋“衰亡”的关键。
司马光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但他却缺乏政治家的魄力与手段。司马光主张宽容政治，希望宋朝在政治风气上能重返仁宗时代。他鼓励官员大胆批评，哪怕是批评他本人。但今非昔比，如今站在朝堂上的，已经是矛盾重重、党派林立的工具化官僚。经历了变法时代，他们已经失去仁宗时代就事论事、宽容妥协、课题分离的大局观与中庸之道，他们只会在打击政敌方面表现得义无反顾和不择手段。现在，司马光放任官员大肆批评，实际上推动了党派争斗的公开化。
坚信宽容政治的司马光注定无法实现宽容，王安石和神宗为宽容政治开掘了坟墓，而司马光将眼睁睁看着宽容政治被埋葬，他自己也将挥锹铲土。
司马光当宰相十六个月后，便去世了。几年后十六岁的宋哲宗继位。同样是少年继位，他甚至比他的父亲神宗继位还要早。前面说过，王安石变法导致皇帝的权力被放出了笼子，无论是出于有所作为留名于后世的宏大愿望，还是一个人追逐权力的本能，哲宗都会牢牢掌握并大胆使用权力。于是，相似的一幕发生了。司马光死后，他的支持者被清理出朝堂，革新派被重新启用，王安石变法中的许多政策被恢复，同时，哲宗再次对西夏出兵，并取得胜利。看起来，哲宗实现了神宗当初对付外敌、建立功业的志向，但大宋之变已经无法逆转。
因为，党派割裂无法复原，党派斗争始终持续，朝廷动荡一刻不停。仁宗时期的平稳而活跃的政治景观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官僚集团的矛盾白热化，陷入“恶性分裂”。士大夫因内斗自我消耗，集体迷失方向，失去了制衡皇权的力量。这时，皇帝和宰相将个人私欲与派别利益置于王朝整体利益之上，于是，后来有了宋徽宗采办“花石纲”的故事，有了奸相蔡京、童贯的故事，有了梁山起义、方腊起义，和女真人兵临城下、徽钦二帝被俘的故事。
似乎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转。当然，这一切不能只归咎于王安石，逆转的根源在英宗朝就已经埋下。漫长而艰险的即位过程造成英宗心理扭曲，行为失当。神宗少年继位，力图为父雪耻，“大有为”之心呼之欲出。皇帝因素发生变化，王安石作为宰相，只不过是逢君之欲，顺势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