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穷白的童年
她叫黄秀花，生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广西壮乡。家里共9口人，其中兄弟姐妹7人，她排行第四，也因为是第二个女儿且行事做派比较老到，所以大家都喜欢叫她二姐。
那个年代，人们热烈响应着毛泽东主席“人多力量大”的口号。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一家有五六个小孩是十分常见的。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经济状况比较落后，多数人仍为温饱问题发愁。单靠年富力强的夫妻俩在生产小队参加集体劳动获得的工分和自家小得可怜的自留地来养活这样一大家，生活是非常拮据的。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连几分钱的鞋子都买不起，二姐是穿着草鞋去的学校，衣服还是哥哥姐姐们已经轮流穿旧了的。不是餐餐都吃得上白米饭，和着玉米粉煮的稀粥，偶尔的木薯粑粑就是日常饭食了。遇上孵不出小鸡小鸭蛋，捡来煎熟，味道已经有点发臭，但对于当时的娃娃来说，这已经十分难得的美味了。学校老师教书说的是带方言的白话壮文，与普通话的发音很多都不搭调。尽管如此，一点也不影响孩子们强大的求知欲。多年后已经花甲的她，仍然记得童年时候很多的白话壮文片段，吟咏时依旧激情饱满。
稍大点后，二姐也参加了集体劳动，可以为家里增添点工分增加收入了。但温饱问题仍然存在，毕竟孩子大了，需要的口粮也相应多了很多。集体劳动是受严厉看管的，明令禁止偷吃偷拿。有一天，二姐参加的集体劳动是剥花生。待到结束时，队长发现剥出来的花生少了点，便让所有参加劳动的人漱口检查。若漱口水中有白色的渣，就说明这人偷吃了花生。偷吃的人是会被扣除工分的。排查技术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已经被运用得如此高超了。每每二姐提起此事，我们都觉着好笑，但同时也不得不佩服老一辈农民的智慧。
有一天清早，二姐和弟弟妹妹三人在家，突然家里来了一个30来岁的陌生男子，进门后操着外地口音跟他们打招呼讨水喝。孩子们怕及了，赶紧找来大人。恰逢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人们很谨慎地把男子抓起来，问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有什么目的。男子回答他来自“波落”，是串门想讨水喝的。大人们听了很是气急，以为男子是特务拒不回答，觉得事态严重，因为“波落”在当地壮语的意思是不知道。男子便交由村里的组织进行审查。即便组织人员如何盘问甚至暴打，男子都是回答“波落”，于是男子被关了起来。待到傍晚，二姐的大哥回来听说了这事，赶紧跑去看了男子，这才发现那是他在远方村子的一个朋友。这个乌龙，也成了二姐记忆深刻的童年趣事。
第二章 励志青年
1976年，适逢水利建设引西江水灌溉农田，19岁的二姐也加入了挖水渠的大军。她说那是饭食挺好的一段时间。记忆犹新的是，把米放在方形的铝饭盒里蒸熟，虽然没有菜，但是直接捞点油盐或者腐乳，趁热吃，那也是很香的。每天大家一起扛着锄头、铲子和簸箕，嘴里哼着《东方红》或者《翻身农奴把歌唱》等红歌，干劲十足。做工的位置离家很远，脚程得两个钟，二姐每天都得抹黑起床，先去村子头集合再一起出发。挖成的水渠位于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墓的附近。
后来，二姐得了机会上到省城做保姆，照顾一个瘫痪的老爷爷。每天搬上扶下，对于壮胖的二姐虽然有点吃力，但也应付得来。因着城市的饭菜好，且仍在长身体，二姐的饭量挺大，一餐2碗米饭。主人家媳妇看在眼里，有点不满地叨叨她吃得太多了。好在那家奶奶比较理解大方，说孩子照顾爷爷费力气，吃多点没关系。当时的省城，除了城区原著居民和外围村子的村民，道路两边还有很多自建的棚户，专门贩卖各类商品。适龄的二姐得人介绍，跟一个卖鸡的男子相看，男子很是满意二姐。但是二姐呢，因着农村集体变成单干，家里大哥二哥各自成家，三哥又已经分配到县城工厂，顾着家里弟弟妹妹小，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她决定回村给家里出分力。多年后，她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后来政策允许棚户就地盖房子，变成了省城的落户居民。我们经常开玩笑安慰，真真这样，就没了现在的这些我们了。
回到农村的二姐，每日帮着父母忙前忙后，照顾弟妹，生火烧饭，浇菜喂猪，件件都做得。天有不测风云，大哥被查出患了重病，家人忧心忡忡。而这时，大嫂又有了身孕，只是这孩子恐要成了遗腹子了。毕竟是一个生命，哥嫂左思右想下，还是决定再难也要把孩子留下。过了不久大哥病重住院。这天大家都在医院守着或是去探望大哥，家里只有大嫂、二姐和弟妹、几个娃娃。大嫂突然腹痛不止，二姐慌了，找不着大人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咬牙蹬着老二八，赶紧拉大嫂去医院。县城的医院离家骑车约莫得两个小时。那时的农村泥巴路，坑坑洼洼，灰尘滚滚。二姐在前面使劲蹬着车，大嫂在车后呻吟着。路不平，上坡路段二姐劲不足，车头左右摆动，像极了一只蜿蜒慢行的大腹蛇。大嫂被巅得难受让二姐慢点，别尽往坑里面去。二姐无奈地应着，大汗淋淋顾不得擦，脚下却不敢慢，生怕在这坡上停下一秒，就没有劲再重头开始。终于到了医院，忧思过度的大嫂，胎儿不稳，还是没保住。医院处置完后，二姐又拉着产后虚弱的大嫂踏上了归程。跟着她们回来的，还有那刚出世就死去的婴儿，二姐买了一块布包好一起带了回来。回到家后，大嫂伤心地拜托二姐把孩子埋了。二姐拿了铁锹，找了一丛竹子把孩子埋好了。多年后，她已然不记得孩子埋在哪处竹子了。想起这事，二姐仍心有戚戚，她说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她并没有感到害怕，只希望那孩子在另外的世界过得好吧。
20岁出头便已历尽世事，她却仍然相信心存善念，勤劳就能过得好。
第三章 白手成家
为了离家近点好顾家，二姐没有再去省城打工。她接受了远亲表姐的介绍，相看了表姐村里的一个青年。第一次见面，二姐对那个青年的印象还不错，那男人看起来很老实，高高瘦瘦的，挺干净。后来他们结婚了。
然而婚后她才发现，夫家真的很穷。 结婚摆喜宴时用到的柴火是借的，新婚过后，她得跟着丈夫去砍柴还上。不过这些难不倒二姐，穷白已是事实，唯有自立自强，她很快收拾了心情，辛勤劳作。别人家公婆趁着单干的时机开荒了几十亩的田地，二姐初来乍到也抢开了不少。集体划分的田地总共不到七亩，而她在别人笑话下开荒的那些挑剩的地却差不多有十亩。虽然土质没别人家的肥，地势没那么平，她已经觉得有些许安慰，至少比婆婆难得抢到的那四分石子易涝地好上太多。二姐跟丈夫俩人除了耕种自家田地，还跑去贩卖蔬菜瓜果。起早贪黑地蹬着老二十八凤凰牌自行车赶一个多钟的路到县城批发蔬菜瓜果，再到两个多小时的金陵镇贩卖，赚点差价。风里雨里，有时一斤也没卖掉，生意不是很好做。
1984年，二姐有了第一个孩子。正逢娘家人来看望她和宝宝，拎了两只鸡。胖胖壮壮的二姐月子里吃得更多。而平生都是小胃口的婆婆杀一只鸡给她吃两天。两天过后问她，不用再杀了吧，结果就没再杀。没过两天，剩下的一只鸡跑丢了，二姐那个郁闷啊。至今提起那只鸡，她还是满满地心疼。有了孩子，二姐和丈夫更卖力干活了，他们又试过开小卖部，买拖拉机拉货，她始终坚信勤劳可以致富。1993年，二姐和丈夫盖起了楼房，终于从泥瓦房走出来了。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只允许家庭二孩，对于超生管控得非常严格。当时二姐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夫妻俩的心里是想再生个儿子的。两三个女儿加一个儿子的孩子组合在那时的农村家庭很常见。身体原因，二姐一直没有怀上，夫妻俩曾经跑到省城的友爱医院去检查过。村子里面隔一段时间又张贴出要求已育二孩的妇女去结扎的通知，车子直接来到村里接人去医院。每每看到那醒目的红纸黑字通知，二姐感觉最是惴惴不安，当看到没有她的名字，心里总悄悄松下一口气。农村的守旧思想，家里总想生个儿子，二姐也是一样。闭塞的旧农村社会，总有一些人见不得别人好。已经儿女双全的隔壁婶婶看到通知上没有二姐的名字，在某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偷偷撕掉了贴在她牛棚上的通知，又很大意见地在来接人的车子上大声抗议了。当时二姐已经年近40，距离二胎已经快6年，医院的人以为她身体不行要不了三胎，于是并没有较真非写上她的名字。而正是这一次的被漏掉名字，缘分也来了，她怀上了三胎。怀孕期间是不安生的日子，为了不被抓到拉去医院强制流掉孩子，二姐东躲西藏，娘家住几天，别的亲戚家住几天。1995年，二姐顺利生产，如愿以偿生下了儿子，当时的她已是38岁的高龄产妇。因为是超生的关系，二姐一家被罚款5000元。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但相对罚款的心疼，二姐更是因为儿女双全的心愿达成而感到满足。钱总归是身外之物，有力气赚能挣回来的。至今提起这件事，二姐总喜欢打趣说弟弟是花钱买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