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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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文献】：秦刻会稽碑考释——李铁华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２２１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建立，与此同时实行了“书同文”，将以先秦石鼓文、籀文为母体的秦系文字删繁就简，用新整理和规范了的小篆体作为通行全国的正规字体。由李斯、赵高、胡毋敬作《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种字书，凡三千一百字，颁行天下，为统一汉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无疑是利在当代、功垂后昆的大事情。遗憾的是，秦传至二世便解体消亡，所传文字亦不复再见。值得庆幸的是，秦始皇巡视天下，留下了《泰山刻石》、《琅玡刻石》、《会稽刻石》等七种由李斯亲笔撰写的刻石文字，虽然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仅为《泰山刻石》、《琅玡刻石》两种残碑拓本，以及宋代徐铉的几种摹本，毕竟还可以知道秦小篆之面貌，岂不也是文字之幸？秦以前的文字，由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我国古文字的偏旁多有不同，存在多种写法。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同一作品的同一文字，偏旁在字中的位置上下左右可以任意挪动。秦小篆的最大好处是所有偏旁只能是一种形体，并规定了形旁在形体中的一定位置，而且不得代用。由于小篆将每一个字的偏旁、形体、种类、位置一一作了规定，故书写时的笔数自然得以一致。这对汉字的定型、规范和统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保证了汉字的顺利演变，最终以楷书延续至今。
《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这便是《会稽刻石》的由来。司马迁还将原文记录在案。南朝梁时，竟陵王子良守会稽，登山见碑，曾使主簿范云读之。姚令威《西溪丛语》云：“予尝上会稽东山，登秦望山之巅，尽是黄茅，并无树木。山侧有三石笋，上无字迹，后自小径别至一山，俗名鹅鼻山，山顶有石如屋中开，一碑插其中，文皆为风雨所剥，仅隐约可见，其为大篆小篆，均不可考。不知此石果岺石欤？非始皇之力，亦不能插于石中也。此山险绝，罕有至者，其非伪碑可知。”其说甚善，此非伪碑，当为《会稽刻石》。时至今日，想文已剥蚀，不知石可安在？元至正初年（公元１３４１年），绍兴路推官申屠駉，以家藏摹本，摹勒于府学稽古阁，石之背面亦为徐铉所摹之《峰山刻石》。清康熙年间，《会稽刻石》为石工磨去，乾隆五十七年（公元１７９２年）闰四月朔，郡守李亨特以申屠氏本重勒，仍置阁中。此次复制，与《金石大字典》收录的徐铉摹本亦即申屠本已有不同。徐铉本和《史记》所录均为“德惠修长”。《史记·索隐》：“修亦长也，重文耳。王劭按张徽所录会稽南山《秦始皇碑文》，‘修’作‘攸’。”复刻时从王劭说，“修”已改作“攸”。又《史记》：“追首高明”，《史记·索隐》：“今检《会稽刻石》文，‘首’作‘道’，雅符人情也。”复刻本与曾国藩《精选经史百家文》所录皆误作“道”。《史记》收录的是正确的，按，追，追求，追寻也；首，首先，第一也。《史记·陈涉世家》：“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可见“追首高明”是歌颂秦德的赞美词。“首”变作“道”，仍辨者为石花所误。《史记》：“率众自强”，复刻本同。《史记·正义》：“碑文作‘率众邦强’”，当从之。《史记》：“内饰诈谋”，复刻本同。《史记·索隐》：“刻石作‘谋诈’”，亦当从之。盖因《史记·正义》与《史记·索隐》的作者必当见过原刻，故有刻石原作之说。《史记》：“黔首斋庄”，《精选经史百家文》与各种摹刻本皆作“黔首齐庄”。按，斋、齐两字古可通，然其义还是有区别的。余以为当从《史记》所录。“黔首斋庄”可解为百姓庄重、恭敬。大禹陵摹本与《史记》所录“贪戾慠猛”的“慠”字，《说文》不见。汪仁寿云：“《说文》有傲无慠，前哲云慠则傲之异文，然依碑文，秦已有从心慠字，不保仓颉无此字也。后汉书《崔骃传》‘贵者慠’，亦当有所据耳。”慠、傲同义，此为偏旁多形又一例。“慠”字当不误。《会稽刻石》“阴通閒使”的“閒”字，时代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曾国藩《精选经史百家文》作“闲”，昆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曾国藩纂《全注全译经史百家杂钞》作“间”，按，閒、闲、间三字，定义不同。上古没有“间”字，后人把“閒”写成“间”，用的人多了便约定俗成。“间”，读若艰，而读“闲”的字，才能写成“閒”，然“闲”的本义是栅槛，故“閒”和“闲”也不通，只有在“空闲”的意义上才可以写成“闲”。因此，在“阴通閒使”的句型中，不能写成“阴通闲使”，更不能写成“阴通间使”。“閒”的意义是离间，犹《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王信秦之閒”。“閒使”即从事离间活动的使者，犹今之间谍。
１９８９年，摹刻的《会稽刻石》移置于大禹陵碑廊。余细察拓本，虽与《峄山刻石》一样，都是徐铉摹本，但经过多次复刻，字形变异甚多。与宋拓《泰山刻石》和李斯所书重器《新郪虎符》、《阳陵虎符》及秦斤、秦权、秦量、秦诏版等正宗秦文字相较，现存《会稽刻石》的字形，不正确乃至伪误的铭文多达四十余字（详见2007年8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拙作《秦碑考临》第三卷）。其中“男”、“义”、“宣”三字皆为一字二形，完全不合秦“书同文”的规矩。秦小篆的字体至唐宋，已经演变为线条瘦细的“玉筯篆”，大禹陵摹本只存秦小篆的形体结构，与《泰山刻石》线条凝重、笔力雄强、端庄威严、雍容朴厚的独特书风，已相去甚远矣。究其原因是唐宋以降，历代书家皆不知李斯作书的工具并非尖锋毛笔。余在研究故宫博物院石刻馆珍藏的国宝先秦石鼓文时发现，石鼓铭文与秦刻七碑的文字皆为短锋扁笔所书，这有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法律问答简》可佐证。倘用毛笔藏锋书写，很难做到几千字线条划一，更不可能达到唐张怀瓘所评说的“画如铁石，字若飞动”（详见1994年6月三秦出版社出版的拙作《石鼓新响》书艺篇）。
所传《会稽刻石》只有始皇诏，而无二世诏。其实，《会稽刻石》当二诏皆具。《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并同时收录了二世诏全文。唐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关于《会稽刻石》注云：“此二颂，三句为韵。其碑在会稽山上，其文及书皆李斯，其字四寸，画如小楷，圆镌。今文字整顿，是小篆字。”张守节的这段文字记述了《会稽刻石》的地点、字形和铭文的大小。若非亲眼目睹，不可能如此明晰。足见《会稽刻石》是秦刻七碑中规模最大、镌刻精细、端严华美、气度恢宏的精心之作。
故乡绍兴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百业兴旺，经济繁荣。倘若没有文化这个灵魂，端无今日之成就。有鉴于斯，余由衷希望家乡企业界的有识之士慷慨解囊，把《会稽刻石》重新树立于会稽山上。它不仅可以成为新的旅游景点，供后人学习瞻仰楷书母体的真实容貌，了解秦文字的古劲厚实、端庄威严。这同样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垂后昆的好事，更重要的是可以弘扬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
（作者系我国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中国秦文学会顾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兼职教授）
附作者《秦会稽刻石铭文校释》:
始皇诏：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攸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邦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閒使，以事合众，行为辟方。内饰谋诈，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滛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洽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二世诏：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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