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疑问，最早来到中国的欧洲传教士有没有机会深入民间，接触社会底层的人群。在我们熟知的某个年代，外国人是不允许乱走的，他们的行动往往受到极大的限制。或许，他们看到的只是明朝最光鲜的一面，于是羡慕不已。欧洲那些大思想家、哲学家看到的则只是书信，以及比书信更美好的儒家思想。
他们传说，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
他们传说，中国是以孔夫子的理论来指导的国家，整个国家就和一个大家庭那样亲爱和睦。
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无不谨守尊卑秩序，天下一统，安居乐业。最令人感动的是，统治者爱护百姓，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儿女，所以他们的官员被百姓视为父母官，省督是一省之父母，州官是一州之父母，县官是一县之父母。父母照料儿女，儿女孝顺父母，官民和谐，还有比这更好的社会吗？
一传十，十传百，结果中国被传成了神话。
德国大作家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说：“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他们立国的大本。”
怀着无限的景仰，马嘎尔尼率领庞大的使团，朝圣来了。
英国人在定海登陆，受到了当地总兵的热情接待。他们提出需要熟悉海路的人领航去天津，总兵满口答应。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按英国人的想法，是花钱雇人，而总兵的办法却是抓人，派出士兵把所有经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统统找来。
老百姓跪了一地。
叫谁去谁就得去，苦苦哀求没用，非去不可，因为这是皇命。
张宏杰书中写道：
中国人司空见惯的一幕让英国人不寒而栗，在欧洲这是不可想象的。走出了中世纪的英国人信奉的是“权力源于人民”“人格独立与平等”“法律至上”“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的义务”。他们发现中国的信条则与此相反：“权力源于皇帝”“官员至上”“国家的需要压倒一切”。英国人说：“总兵的专断反映了该朝廷的法制或给予百姓的保护都不怎么美妙。迫使一个诚实而勤劳的公民、事业有成的商人抛家离子，从事于己有害无益的劳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除非是在一个专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国度，这是不能容忍的。”
在随后的日子里，英国人看到了更多的真相。
自卑、冷漠、自私、麻木、撒谎、奸诈、胆小、顺从......
英国人分析道，中国人的这种国民性，是满清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
马嘎尔尼则得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结论：
“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满清诗歌协会会长，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丝毫不觉得天朝已经落后，以为又一个蛮夷国家进贡来了。
长期闭关锁国，乾隆一直生活在井底，只不过这是一口很大的井。于是，他理所当然地在喻旨中把英国使团称为“英吉利贡使”，将英国国王的国书视为“表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没有人胆敢如实翻译英王的国书，皇上看到的也只能是“贡表”。
关于中国人的自大，张宏杰是这样说的：
在和近代欧洲人迎面相撞以前，中国人一直自认为是天下的中心。只有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文明、最礼貌、最有教养、最有文化的人，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是蛮夷。那个时候，不是别人妖魔化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妖魔化别人。确实，我们的老祖宗看世界，充满了种族主义和文化歧视。他们认为别的民族都是粗野的、落后的，甚至半人半兽的，还没有进化成完全的人。你看中国给周围民族起的名字，不是“犬”字旁就是“虫”字旁。比如“蛮夷”的“蛮”字，下边就是“虫”。中国人描述起这些蛮夷的性格来，则是充满了猎奇和夸大，“戎夷性贪”“夷性蠢野”“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无父无君”“不知礼义廉耻仁义道德为何物”，等等。中国人对西洋人的歧视最为严重，因为他们碧眼赤发的外貌与中国人相差最大。直到义和团时代，中国底层民众还在一个揭帖中这样评论洋人：“尔试揽镜自照，尔模样与畜生何异？不过能言之禽兽而已。”
英国人是来做生意的，希望建立平等互利的关系，带来的礼品相当厚重，涵盖科技、军事、文化三类，包括地球仪、望远镜、前装炮和步枪模型、纺织机、钟表、油画等等。诸多“贡品”中，乾隆对“奇技淫巧”毫无兴趣，只是将油画、钟表等“工艺品”归为皇家收藏。
觐见皇帝的礼仪更易令人啼笑皆非，中方坚持三跪九叩，英方坚持只能鞠躬，最终英方妥协，向皇帝单膝跪地，行了半跪之礼。见是见了，英方所提要求一律不准。
本着礼尚往来，而且是薄来厚往的惯例，乾隆赏赐给英国大量的财富，丝绸、瓷器、茶叶、白银。最搞笑的是给英王乔治三世下达的圣旨中强调：“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一句话，国门仍然关得紧紧的。
满清的底细被英国人看在眼里，四十年后的鸦片战争，“蛮夷”用坚船利炮轰开了这道紧闭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