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看到潜规则的《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一章，感受颇深，一起来细细咀嚼一下古人是怎样“论资排辈”的。
其中有两位典型的代表人物，一位是孙丕杨，明朝二品吏部尚书；一位是与之相隔千年的崔亮，北魏吏部尚书。孙丕杨创立了“挚签法”作为当时的选官制度而颇受争议，而崔亮算是掀起谈资论辈选官制度的“始作俑者”。
1.挚签法
孙丕杨的“挚签法”一出，除了引来争议很有一些“权威”人士的一通批判。
《谷山笔尘》卷五中批评孙丕扬道：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各有所宜；资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务有繁有简，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远有近，各有所准。
宜、便、合和准四字批评得十分精准，看到了当时孙丕扬采用的“挚签法”所带来的种种——不宜、不便，不合和不准。
顺便提一句，那时候交通不便，千里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笔债。在工资不高的条件下，还债的压力很容易转化为贪污的动力。因此，这个距离因素便关系到"德才兼备"中的"德"。赴任的官员到了千里之外，情况不熟，语言不通，办事便要依靠名声很坏的吏胥，领导和监督作用也就无从谈起。这又关系到"德才兼备"中的"才"。可见这个不起眼的距离因素也不容小看。
明朝大学者顾炎武对竹签当政的指责更加尖锐。他从孔圣人的教导的高度出发，径直联系到天下兴亡，真是堂堂正正，义正词严。
顾炎武说：孔夫子对仲弓说"举尔所知。"如今科举取士，礼部要把名字糊上再取，这是"举其所不知"；吏部靠掣签安排干部，这是"用其所不知”
我们看到孙丕扬的选官制度似乎有些不合乎人情，既违背了圣人的教导，有违背了职责所在，甚至让人觉得辜负了百姓的期望。
那为什么孙丕扬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创立抽签法？如果我们要理解他的“苦衷”还不得不考虑他当时所处的环境。
其实在嘉庆年间，早已被朱元璋废除的“宰相制”已经悄然被另一种“潜规则”所代替。在没有合理的宰相制度条件下，行政大权遗产悄悄落在皇帝的私人顾问和随从手里，这是潜在的规矩，也是真正管用的规矩。
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让路。双方较量的结果，就是孙丕扬带头放弃自己手里的安排干部的权力，放弃肥缺的分配权，同时也就取消了灰色权势集团的肥缺索取权，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标准安排干部，一切由竹签和当事人的手气决定。这个抽签制度建立后，吏部的后门果然堵住不少，当时的人们便盛赞孙丕扬公正无私。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抽签法一定程度上堵住了通过钱财“走后门”的路径，但是同时又没完全堵死，这样不至于赶尽杀绝而让一些人狗急跳墙。
2.论资排辈
另一位崔亮是论资排辈制度的创始者，当时正赶上武官得势，太后下令要选拔武官在中央好地方的政府中做官。前任的吏部尚书按照老方法提拔让很多人心生怨恨，于是崔亮上奏采用新方法，不问愚贤，所有选官按照任龄和资历进行选择，无论上任在哪里都必须立即到岗。
亮乃奏为格制，不问士之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虽复官须此人，停日后者终于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滞者皆称其能。
顾炎武也曾评论说：“北魏的人才流失就是从崔亮开始的”。其实考场当时的形式，也是迫不得已，用年头的限制也是权宜之策，是用来安抚上上下下的压力集团，是被迫的让步。
崔亮的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对其舅舅做法很不满，随即写了一封信：
殷周以乡塾贡士，两汉由州郡荐才，魏晋因循，又置中正。谛观在昔，莫不审举，虽未尽美，足应十收六七。而朝廷贡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业，空辨氏姓高下。至于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属当铨衡，宜须改张易调。如之何反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谁复修厉名行哉！
明朝末年，也同样面对着权势集团的压力。抽签等等也是不得已。孙丕扬和崔亮这两位吏部尚书相隔一千余年，但是选官规则的形成法则相同，形成的情势相近，形成的结果自然也差不多。一个很明白的问题竟然用一千年也解决不了，真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如果要发明一种在官场中的阻力最小、压力最轻、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办法，恐怕那就是论资排辈加抽签。资格和辈分是硬指标，不容易产生争议，这就能够持久。人人都会老的，谁都不会觉得这个办法对自己格外不公平，这就容易接受。已经老的人关系多，经验丰富，常常还是年轻人的师长师兄，年轻人很难公开反对他们，这就让反对者难以成势。至于在相同资格和辈分的条件下抽签抓阄，这是把前程交给天意和命运安排，而天意和命运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无法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