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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Qunnie
一
我要跟你说的是，我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浑身上下刻着虚伪和欺诈。但是，如果看到我，你可能不认为我是个伪君子。因为你只看见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实人，说话羞涩而朴实，带上南方的口音让“老实”更为彻底。你也许会说，没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撒一点谎。但我不一样，从2013年到现在，我的内心备受煎熬。
小时候，我就被寄予厚望，因为我学习最好，在我们村小学，连续五年都是第一。村里的大人认为我是第一个能走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的人，实际上我就是。在他们心里，考上大学就等于找到轻松安逸工资高的工作，不用再跟他们一样：白天弯着腰伺候土地，晚上想着明天去哪块土地。而且，他们还要转着石磨磨玉米，簸箕一捣鼓，细的和着韬米煮粥，这样韬米就可以少放点，颗粒大的和碾出来的玉米皮就拿去喂猪。那个时候，我最期盼的就是过年，因为过年才会杀猪，才有肉吃，平时很难见到肉，见到的一般都是肥肉，母亲买来炼油的。这个时候我和弟弟准会蹲在一旁，吞咽口水。将一两块油碴子打发我们之后，剩下的油碴子被母亲藏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往后的一两个月里，我们兄弟俩的筷子特别积极，希望能在满盘的青菜里夹出一块油碴子。
谁也不想这么劳累，而且肚子也没有填饱多少，但不累些，肚子只能更饿。我算是幸运的，每天至少能够吃饱，长个子没问题。我父亲年轻的时候还曾吃过一块掉进粪坑里的肉。我父亲笑着说，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我也这样觉得，虽然每天晚上从学校回来偶尔看见镐头柄上磨干的血痕。
我跟父亲和母亲说，长大了，我要上清华，我要带着你们出去。他们很高兴，但我却不知，从那时候起，无论我走到哪里，这句话就像这重重大山重重压着我。高二下学期，我开始患得患失，自我怀疑，我的成绩也开始一点一点下滑，我很慌张，但越是慌张学不进去，越学不进去越慌张，我陷入了恶性循环。到高三，我开始自暴自弃，我厌倦了与命运拼搏，第一次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人最终是要死去，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地位高低，我们都将向死亡前行。
我们家里都慌乱不堪，那里没有精神医生，也不会想到精神医生。如果一个人行为怪异，我们就叫他“疯子”，然后远远躲开，生怕他突然长出獠牙向我们扑过来。我外婆家那边有个邻居就是一个“疯子”，男的，不知道名字，大概四十多岁，身材魁梧，披长发，从早到晚，甚至有的时候是半夜，坐在门口，胡言乱语，没人听懂，声音又很大，但邻里上下似乎没有听到似的。我外婆说，不要盯着他看，他会发疯。他发疯是怎么样子我不知道，听说很恐怖，没人敢惹他。他，和他七十多的母亲，甚至还有他的房子成了孤岛。那时候不敢一个人去外婆家，经过他家门前都提着气跑过去的。后来，大概是我上初中之后，我外婆说，他的母亲去世了，他也不见了。再过两年，我去外婆家，那边的人讲：有一天他回来，体瘦如一具直立的干尸，可能是第二天，他在家里死去，可能是饿死的。
我大概也是疯了，得了失魂症。我奶奶找了一个巫师，我们那边叫“魔公”（音译）——可以沟通死去的先辈。“魔公”说，我的爷爷在地下没有钱，所以惊扰子孙为他烧钱。我从不信命，但似乎我的生活从那开始，就已经不见得美好的事情了。回到学校，我更加拼命了，我想用这种方式折磨自己，只有痛和累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活着。除了跟同学一起“吃苦受累，视死如归”，在寂黑暗的凌晨三四点，我爬起来到洗手间背单词，五点又回到被窝假装跟同学一起起床的模样。对于成绩下滑，我装作不在乎，一副“我是故意”的模样。我在麻痹别人，也在麻痹自己。高考分数下来的时候，我落榜了，我确实落榜了，跟人们“预料”的一模一样。但我终究无法麻痹自己，我想到喝酒，让酒精麻痹自己。我们那里没有酒吧，那时候还不知道“酒吧”是什么东西。村里的男人都喜欢喝酒，都是自家酿的米酒——将玉米碾碎煮熟放凉，撒上酵母，在一个大缸里发酵一个月便可以酿酒。我不用自己酿酒，我父亲就是个酒鬼，他可能也借助酒精麻痹自己的苦与痛。倒上一大碗，望着如水一样的酒，我参加过村里一个小学同学的葬礼，因饮酒而死。我上初中的那个乡镇，有个人喝醉了，拿着菜刀到处挥舞，见人就砍，导致三个人入院，一条狗死亡。我想到更多，喝酒死去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终究没有死去，也没有人伤亡，我被酒抢住了喉咙，吐晕了过去。填志愿的时候，我很害怕。我无法面对事实，更不想让父母知道我落榜的事实。于是，我撒了谎。我跟他们说，清华是没考上，但我要去上海那边上大学，我喜欢那边奋斗的模样。我朴实善良的父母很开心看到我奋进的模样。母亲笑着跟弟弟说：“你要学学你哥，好好学习，以后上大学。”他们不知道，我需要在南昌工学院读一年预科才能到上海那边去。我也不知道，一个谎终将需要另一个谎去圆。
二
南昌工学院预科的那一年，我希望它只是一场梦，不存在，别人不知道，自己也可以遗忘。预科是针对少数民族设立的。我们寝室八人，有来自贵州的苗族和瑶族，有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彝族，有从西边新疆来的维吾尔族，还有从北方马背上过来的蒙古族，我就是广西大山中走来的壮族。大家都能操着各自民族的语言，但我们只能用普通话交流，这是我们沟通的桥梁。我听不懂其他民族的语言，很怪异，但我说的普通话更怪异：平翘舌不分，清辅音浊辅音不分。我说话的时候，他们便模仿我、嘲笑我。我没有生气，反而附和着他们，希望事情就这样敷衍过去了，也希望这一年也这样敷衍过去。我不再随意说话，把自己扔进书推里，不再活跃。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患上逃避的毛病，每次我心里冒出“面对它”、“打败它”的念头时，我总会害怕，于是我把自己当成一条泥鳅，能滑过去就滑过去，我只想快点滑过这一段充满耻辱和罪恶的经历。
当然，这段经历也不是一无是处，它让我体验了外面世界的感觉：耸立的高楼大厦，盘旋的立交桥和无数来往的车辆。走在其中，我有一种渺小而无力的感觉，面对连绵起伏的大山我都没有这种感觉。在南昌火车站下车的时候，幸好买了一部手机查看地图，不然我真不知该怎么走。从南昌市到红谷滩新区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南昌工学院会这么偏僻，后面差不多半个小时的路程路面都是坑坑洼洼，要不是车里也有一些学生，我真怀疑：是不是被骗了。父亲在我临行前一晚，不断叮嘱我：“外面很危险，传销、小偷之类的，你不要轻信任何人，钱、手机等贵重东西贴身放着。
我也是第一次坐火车，但在火车上半天之后，激动兴奋的心情完全消失，之后就是抑制不住绝望，果然美好只存在电视里，存在于电影里。一直坐着不好受，憋尿也不好受，更不好受的是旁边就是一位长吐旅客，那种极臭难闻的气味和红白绿糊成酱的呕吐物至今难忘，我就这样不好受地坐了一天一夜。我把这段经历痛心疾首地告诉室友时，也不忘自豪地说：“我是一个人过来的，没有让爸妈送。”我仿佛在彰显自己的成熟，其实只不过在掩饰内心深处的惶恐和自卑，也害怕自己回想起跟父母说：“爸妈，咱们家不宽裕，我自己去，等到了那边我打电话回来。”我劝说了很久，才说服父母亲。但，我真的很想让他们开开心心地带着我上大学，就跟别的同学一样。
可能是新开发区的缘故，学院四周到处都是工地，冬天的风常常把尘土带进来，把建筑物、草地和球场都覆盖了一层浅褐色尘土，但不妨碍我喜欢坐在河边的椅子上。这里，安静，恍如隔世，所以我常独坐小河边。这里，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就静静地坐着，看着。我希望这样一辈子，真好。
在南昌工学院两个月后，我的一个室友突然宣布他恋爱了，我非常惊异：“恋爱”，好陌生的词汇。初中高中的时候也听说：哪个女生突然怀孕了，谁谁不读书回家结婚了，还有更普遍的就是谁和谁恋爱了。那时候，我只想把书读好，我要走出大山，从未想过恋爱，所以避而远之。这一年，我想尽快结束这一年，也从没想过恋爱。但是我为什么恋爱了，连我自己都不明白。她叫马雨，来自四川成都，她很漂亮，拥有一双摄人魂魄的大眼睛，她好像能看透我深藏的秘密，即使我至今都没跟她说过。她总是每个周三和周四的傍晚坐在河边的椅子上，偶尔会带上一本书——通常是张爱玲的小说。我是个书呆子，却只专注于课程学习，对于张爱玲，我不知道她的作品，只知道她和胡兰成之间的爱情，或许我更应该阅读她的小说。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喜欢张爱玲？她说，当一个女人想要征服一个男人的时候就会看张爱玲。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回答，但我已经被她征服，让我有一股向她倾诉所有的冲动。
我们的恋爱只持续了三个月，分手的时候，我伤心之余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说：“我想了解你，但我始终没能走进你的内心。”恋爱的时候，我们免不了分享自己的过往，有趣无趣的事。我十分珍惜这段感情，我不想因为自己的不美好而失去她。我没有说我家庭的贫穷，那里的人都在用血汗换取生活，用生命换取另一个生命走出大山的可能；我也没有说我欺骗父母的事。从我说的“我家在市镇里”的那个时候起，贫穷成为了我的耻辱，欺骗成了我的底色，我内心世界里的黑暗在痛苦挣扎、在滋长、在分裂。
三
2014年9月，熬过了预科一年，我终于名正言顺地说：“我是一名大学生。”我不再有任何负担地跟父母亲说我大学的生活。
一直以来，对于儿子在上海上大学的事，母亲从不吝啬宣扬，逢人不必说“我家那个大儿子，在上海……”，但会隐晦提一下“又要钱了，我家那个大儿子……”诸如此类的话语。我父亲，一个多么沉默寡言的人，居然也会在一旁乐呵呵附和。我父母每天顶着烈日风雨的农民，他们是辛劳者，是苦难者，但需要的其实很简单——我们的健康成长和成就。电话里，我跟他们介绍上海的外滩、东方明珠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金茂大厦，还有即将完工的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夏。我跟他们说，我们村东面那座山，从山脚到山顶的高度就是一座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夏比它还要高。我母亲听得无比震撼，惊叹连连，我父亲则是好像就预料到的语气：“我就说嘛。”
给他们介绍地铁的时候，母亲很郁闷：地下怎么会通车，跟蚯蚓一样吗？说来惭愧，我也第一次知道地铁是什么回事，第一次坐地铁就战战兢兢生怕坐过站，结果便坐错方向了。每次走在华丽的地铁站，我总有一种不知哪里来的紧张，连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大一的时候，一道难题一直盘旋在我心里，那就是我如何圆大学四年变五年的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谎言知道很多。总有一天，我会因为这一切而疯掉，但是我又不能停下，不能让父母知道，他们的心，会很伤痛。还有什么比希望毁灭更令人痛苦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那张枯树皮一样的脸，这到底用多少困难和不幸才刻画出来的。我的父亲整夜睡不着，疼痛如同磨盘折磨他的身躯，连呼吸都叫嚣着他的衰老。我恨己不争，拖着黑暗走向黑暗是不错的选择，或许也是唯一的选择。
我不再是狂妄自大的井底之蛙了，在这所211大学，我看到很多优秀同学，他们有来自富裕家庭，也有极少部分人来自偏远贫穷乡村。这些来自贫穷地区的同学和我一样，除了学校教的课程之外，别的几乎都不会，但他们坚忍，他们自强。我是个例外，我的坚忍里面夹着更多的东西——我是读预科上来的，当他们问我高考成绩，我含糊其辞：“不高，不高，过了就行。”
我喜欢我们的寝室：四个人，一台空调，一个悬挂式电风扇，一个饮水机，还有一个阳台。我特别喜欢这个阳台，不像南昌工学院寝室全封闭式的阳台——仅留一个玻璃窗和一丝微风透进来，房间的空气弥漫着窒息的味道。现在到了周末，一般寝室没人的时候，我就搬着椅子，拿着喜欢的书籍到阳台晒太阳。五楼的阳台，刚刚好，不吵不闹，没有虫蚊，而且清风徐徐。小时候在电视看到人们在阳台上看书喝咖啡，我就觉得阳台就是高端、悠闲、有钱人家的象征，就算现在，我也是这么认为。我们村都是土墙瓦房，没有阳台，而且一到下雨天，屋顶总会有几处漏水，小时候我还欢欣鼓舞地双手接住滴下来的水喝，居然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到了乡镇才会看到一些二三层的楼房和阳台，在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往镇上同学的家里跑，去蹭阳台。在他们家阳台上俯瞰风景的时候，我多希望那是我的家。
到了大学这份羡慕变成了嫉妒。我的一室友就出身富裕家庭，他爸爸名下有五家公司，他们在上海、杭州、深圳都有房产。他有很多特长：钢琴、小提琴、编程，英语更不用说，而且他还是个长跑运动员，像我这种小时候就追着牛屁股跑的人居然没能跑过他。大二下学期，他就申请去美国读书。哪所大学的不知道，也不想了解，对我而言，那都是我不能企及的存在。或许你会嘲笑我：你看，也有贫穷出身的拿着奖学金去哈佛，是你不够努力，不够拼命而已。是的，你说的对。其实你不知道，我应该感谢他，他很有素养。我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出我们那里人的粗糙、暴躁和堕落。他的衣服看不出折皱，他每天晚上八点都会看书，每个周末都会拉两个小时的小提琴。他对我彬彬有礼、有求必应，但我却无法抑制内心深处的嫉妒，它在滋长、在蔓延。
也是这份嫉妒，我给自己设定目标，三年内完成学业，最后一年用来找工作和兼职。谢天谢地，我完成了，而且我拿了一次国家奖学金、一次励志奖学金。这四年，我几乎没有社交，在我印象中，社交是要出去聚餐，我没钱，聚不了餐。我也没有参加社团学生会，大一开学的时候，就有很多学长学姐宣传，但听说进入社团还要交钱，于是拒绝了。对于热热闹闹的大学生活，我几乎是个局外人：如果没有课就去图书馆，直到晚上图书馆关门才回寝室。我的室友都说我是隐形人。我也乐意成为隐形人，如果可以的话。我不想任何人知道我的过去，我不想徒增欺骗。每当一个学期过去，我的辅导员都会打电话或者寄一封信给学生的父母，他是个尽心尽职的人，而且待人温和，在他眼中我没有看到“反感”、“歧视”、“不平等”之类的东西，我不能欺骗他，只能跟他说：“寄信就行，我家那边信号不好，没有手机。”于是每个学期我都回会匆匆赶回去，到邮局领取信件销毁。
我喜欢上海，也讨厌上海。在这里，我看到自己的高贵与粗鄙。我闭着眼都能看到这座瑰丽的都市——挺拔的高楼，时尚的人们，还有数不尽的地铁和车辆。我可以向我们的家乡自豪地宣传我的存在，我将自己的形象无限拔高，反正他们不知道，我将沉醉于他们的惊叹，如同一个酒鬼。但，我睁开眼便看到自己格格不入的身形和灵魂。我试图调整适应，比如健身、喝咖啡、弹吉他，但可能需要时间，或者更多的是其他什么东西。不过，我喜欢这种感觉，就像一只苍蝇很乐意去享受蛋糕上奶油香味，很奇妙吧，或许人心的恶就这么滋生的，或许人心的力量也是这么积聚的，谁能说得清呢？
四
四年很长，四年也很短。当时间到达2018年的时候，我感觉一切都很不真实，就像梦一场。我的父母却以为我在一年前就已经毕业了，然后直接留在上海工作。确实，我最后也在上海找到工作，并做到现在。工作以后，生活中事无巨细，我都跟父母提及，或许这样才能让我好受一些吧。
只是我可怜的父母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七年前落榜的消息，那是一切的开始，现在似乎已经结束，但愿已经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