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判断一种宗教代表的理性主义阶段时，有两个彼此有多方面内在联系的标准。第一个是宗教脱掉巫术的程度；第二个是宗教将神同世界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对立的宗教本身同世界的伦理关系系统地统一起来的程度。
中国人彼此间典型的不信任已为所有观察者所证实，同清教诸教派中对信徒的诚实品质的信赖成为鲜明的对照，即使在宗教团体以外，也可以信赖清教徒的诚实。
儒教则相反，是从外部适应“世界”的条件。只在必要的适应程度上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理性化了的调试得尽善尽美的一个个人，并不是一个系统的统一体，而是各种有用的具体素质的组合。
“清纯之教”最初的本意实际上主要指：为了上帝的荣誉而清洗了道德堕落的成员的基督圣餐共同体，不管是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还是以浸礼会教义为基础，也不管其教会体制是偏重于教会会议制，还是偏重于公理制的。
在广义上，则可以把清教理解为道德严格主义的、基督教禁欲主义的一般信徒共同体，包括从圣灵神秘主义发端的浸礼会派、孟诺教派、贵格派、禁欲的虔敬派和卫理公会派，与儒教模型相比，这种模型的特点是：尽管清教采取了拒世的形式，或者恰恰由于采取了这种形式，但它却是出世的反面：即世界理性化。在上帝面前，被造物的堕落并无区别可言，所以，人本身都是邪恶的，在道德上绝对有缺陷，世界就是盛罪恶的容器。适应它那些毫无价值的习惯就是堕落的标志，儒教所谓的独善其身是亵渎神明、神化被造物的思想。财富及沉湎于享受财富，是典型的诱惑；吹嘘人的哲学和文化教养是有罪的被造物狂妄；对巫术的鬼神强制、神灵强制的信任不仅是可鄙的迷信，而且是对神的肆无忌惮的亵渎。
这种高度紧张的无止境的经济努力和那种往往很可悲的极端“唯物主义”中，并没有发展出至少在经济领域中作为近代资本主义前提的有计划的伟大经营思想。
儒家君子只顾虑表面的“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与此相对的是清教徒对教友的信任，特别是从经济上信任教友的无条件的、不可动摇的正当性，因为它是受宗教制约的。这种信任足以使清教徒对世界和人类，包括身居高位的人，而且恰恰是这些人的被造物的堕落所持的深刻的、现实主义的、毫无敬意的悲观论，不致成为对于资本主义商业必不可少的信贷的障碍，而只能促使他清醒地权衡对手的（外部和内部的）客观能力，指望对手的稳定动机，这种动机对于奉行“诚实才是上策”原则的客观的商业目的是不可或缺的。
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家不可或缺的“伦理”素质和诚实的劳动者的典型的劳动意愿：——这种宗教系统化了的冷酷的功利主义有任何理性主义化的禁欲所特有的风格：“在”世界中生活，而不是“靠”世界生活，有助于创造职业人阶层的优越的理性能力和“精神”，这些却为儒教及其适应世界的生活方式所不取，所谓适应世界，就是说：虽然理性，但都是由外向内，而不是像清教那样由内向外规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