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熹《水口行舟》有感
读朱熹《水口行舟》，读罢只觉心中敞然，郁郁层峦，烟波一棹颇有意境，不禁忆起了孤舟里的老翁，烟波浩渺中的白衣寒友。感慨颇多，遂成文，浅谈中国文化中的行舟文学。
通今览古，我们不难发现，水中歌吟，舟中咏叹是中华文脉中从未灭绝的一支。所以笔者不禁思索，行舟文学何以亘古长存，文人雅怀又何以常在舟中淋漓抒发?我们见过大漠里的长河落日，亦见过孤村里的老树寒鸦。古道行瘦马，飞鸟栖复惊，都描绘的是凛冽而衰飒的大气象，大境界。这似乎是值得歌咏的，心怀沟壑者比怀天下，而我们更需研讨的，是文人普遍化的特质，伤春悲秋，高歌低咏，围裹着他们的，也大多是命运之秋的萧萧落木。而河海之柔，正恰好契合了这种特质。庄子曾言:“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善利”“不争”也正是中国文人的潜在特质，于是遇水，则情柔，则有了舟子文化，有了行舟文学。
与此同时，境况不同，抒怀自有不同。文人有行乐舟，盟结寒友，有太白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亦有易安词“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均是心中的诸多感怀，而遇水乘兴。可更多的，是行悲舟。韦应物的野渡无人，王湾的海日残夜，杜甫的月涌江流。我们看到的无一不是在烟波中的感怀，在浩渺中的慨叹。何以至此，吾以为原因有二，其一为作者的境遇与处事态度，而境遇的顺逆则又取决于诗人所处时代的风起云涌。盛唐有大气象，才有了李白的绣口一吐，李白行舟，是送汪伦时的桃花潭水，是欲渡黄河时的直挂云帆。远山淡月，层峦碧波，皆可赋情，李白赋其洒脱，赋其豪情。而晚唐王朝大厦之将倾，才酿就了杜甫的沉郁顿挫，杜甫乘船，乘的是络绎归客的行囊，他心中亦有星垂平野，有月涌大江，可国运衰颓，云梦泽已破碎。故杜甫乘舟，乘的是一汪作客的清愁。原因之二，则是自然景色的引导，中国文人对于山水的体悟，是融我入境式的，是沉浸于山川草木而感情的。如易安词:“兴尽晚回舟”行者兴已尽，欲颓于舟子之中，可后文紧接“惊起一滩鸥鹭”于是作者因鸥鹭情顿生，遂有争渡，此即为景赋人情。见远山如黛，日出江花，心中自有磊落，自会见心而明志，见枯藤寒鸦，孤舟独钓，胸中自郁郁寡欢，愁思顿起。
欧阳修言:“谁羡骖鸾，人在舟中便是仙。”人在舟中，舟亦在人中，船行水上，水亦在人心中。行舟文学不只有乘舟所思，更有观舟所感。乘舟时诗人是感情主角，可融大我入境，而观舟时诗人则是情感的旁观者，是游离于景色之外的全知解说。柳宗元观孤舟寒江雪独钓，吟出的是江雪里的千年绝唱，欧阳修观十顷波平，抒发的是借啸傲湖山而忘记仕途坎坷的豪情。
仰观中国文学，战地悲歌过于荒凉，陋室吟咏过于凄怆，孤城独访过于悲情，田园诗色过于避世。行舟行舟，乘风，乘浪，乘纵经胡马的乱蹄，乘白衣寒友的感伤。乐水哀水，唯有行舟，朝云暮雨，伴于行舟。唐古拉山口的一地星光，泄出了奔腾五千年的不息荧光，沱河鹰眼下凛冽的疾风，雕出了承载万里黄沙的厚重。纵使而今天堑变通途，万里江河可横渡，我依旧希望，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小舟就从此逝去吧，江海能寄我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