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热播剧《太平年》，想必大家都已经看过了。这是一部以五代十国时期为背景、以吴越政权“纳土归宋”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大剧。想必大家在追剧的过程中也已经发现，在五代十国时期，山西竟然扮演着“隐形主角”的角色。
比如，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以及十国中的北汉四个政权，都源出河东。它们的开国之君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刘崇，都曾担任河东节度使一职。
其实，五代十国时期70余年的历史，主要就是“河东集团”与“中原集团”争夺最高权力的历史，就是最高权力在新、旧“河东集团”之间流转的历史。
那么，山西是因何成为五代十国时期“隐形主角”的，又是如何成为五代十国时期“隐形主角”的？山西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五代十国时期历史格局的，又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宋代以及后世历史走向的？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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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五代十国时期，想必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乱世”。
的确，五代十国时期是继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大分裂、大动荡时期。政权频繁更迭、军阀长期混战、经济社会凋敝、百姓生活困苦。时任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的一句“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就将这种乱世景象体现得淋漓尽致。
五代十国乱世的形成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唐代中期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而唐代中期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又是“安史之乱”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安史之乱”的爆发又与唐代兵役制度的变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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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兵役制度采用的是北魏出现雏形、西魏得到完善、北周最终确立的“府兵制”（在之前的文章《史上最牛创业团队之一，孕育四个王朝，死于一个女人》中，我们说过，西魏、北周、隋、唐四朝同根同源、一脉相承，都出自关陇集团。因此，在典章制度方面，有着很明显的继承性）。
“府兵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一种兵役制度。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均田制”。
“均田制”是一种土地制度，出现于北魏中期。当时的北方地区，已经经历了从东汉末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近三百年的战乱，经济凋敝、人口锐减。一边是大量耕地被迫抛荒，成为荒地，另一边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与此同时，北魏中央政府还面临着税源枯竭、收不抵支的问题。
于是，太和九年（485年），临朝听政的冯太后采纳主客给事中李安世的建议，以北魏孝文帝的名义颁布“均田令”。
明确规定，15岁以上男子授予露田（种植谷物）40亩、桑田（种植桑树）20亩，女子授予露田20亩。其中，露田的性质不变，依然是国有土地，受田之人死后，需要归还国家。桑田的性质转变，成为受田之人的私有土地，受田之人死后，后代可以继承，也允许有限度的买卖。此外，奴婢、耕牛也可受田。
因此，本质上说，“均田制”就是将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交给流民耕种。首先，流民获得了土地，就不再是流民了，“有恒产者有恒心”，北魏中央政府不再需要担心他们随时可能揭竿而起。其次，受田农民耕种的是国家的土地，自然需要给国家缴税，北魏中央政府也能顺便解决税源枯竭、收不抵支的问题。最后，露田在受田之人去世之后需要归还国家，桑田也只允许有限度的买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土地兼并。而土地兼并正是古代社会由兴而衰、由治而乱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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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以“均田制”为基础，北魏中央政府又出台了“租调制”和“府兵制”。
“租调制”是一种赋税制度，以一对夫妇为基本征税单位。其中，“租”是田税，按照受田亩数征收谷物，“调”是户税，按照户籍人数征收织物。
由于受田农民在缴纳“租”“调”之外，还需要根据国家需求定期服劳役，而服劳役的时间又可能与农耕时间相冲突，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后来，“租调制”又优化为“租庸调制”，其中的“庸”是指“输庸代役”，即通过缴纳织物获得免除劳役资格，从而避免影响农业生产。
“府兵制”是一种兵役制度，受田农民平时务农，战时为兵，达到“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效果。由于受田农民耕种的是国家的土地，因此，国家不发军饷，也不提供装备。遇到征召时，需要自备干粮、兵器、衣甲、马匹，赶往指定区域集结（这也就是为什么《木兰辞》的主人公花木兰在替父从军前还需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因为她们家就是北魏的世袭兵户）。
西魏时期，为了强化关陇集团的凝聚力、提升关陇地区的动员力，宇文泰进一步完善了“府兵制”，明确府兵属于西魏中央政府直属军队，由6柱国、12大将军、24开府、48仪同（核心是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侯莫陈崇等关陇集团元老）统领，不受地方政府、地方豪强辖制（关于这个问题，详见之前的文章《史上最牛创业团队之一，孕育四个王朝，死于一个女人》）。
“均田制”“租调制”“府兵制”的推行有利于解决耕地抛荒、限制土地兼并、缓和社会矛盾，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扩大政府税源、改善百姓生活，因此，被西魏、北周、隋、唐四朝所沿用，直到唐玄宗天宝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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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盛世”普遍被认为是唐代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杜甫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就是对“开元盛世”经济繁荣、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安定、军备强大、万国来朝景象的真实写照。
然而，盛世之下，暗藏隐忧。
首先，就是土地兼并。
前面说过，土地兼并是古代社会由兴而衰、由治而乱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古代社会，地主阶层是享有免税特权的，不需要向国家缴税，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也只需要向地主交租，同样不需要向国家缴税（其实，这个说法并不严谨。一方面，享有免税特权的只是地主阶层中具有勋贵、官僚等政治身份的那一小部分，数量众多的中小地主并不享有免税特权。另一方面，佃农只是不需要向国家缴纳田税，但是依然需要向国家缴纳丁税。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古代税收制度的变迁，比较复杂，我们今后会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讲。今天，我们就先采用这个比较笼统的说法）。因此，只有自耕农（即拥有小块土地、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生产的农户。具体到“均田制”实行期间，那些受田农民就是自耕农的主体）才是国家真正掌握的税源。
但是，自耕农就像今天的小微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差，一旦遭遇天灾人祸，就有可能破产。那时，他们或者把地卖给地主，沦为佃农，或者直接资不抵债，沦为流民。可是，这样一来，国家掌握的税源就流失了。以后，爆发水旱蝗灾或者遇到黄河决堤，国家就有可能拿不出钱来赈灾、修提。
这个时候，国家就面临着两个选项：
一是“掩耳盗铃”，也就是干脆躺平，放任不管。这样的话，灾民就有可能沦为流民，就有可能随时揭竿而起。
二是“饮鸩止渴”，也就是把税负转嫁到其他自耕农身上。但是，其他自耕农本来就已经挣扎在“斩杀线”上了，再把税负转嫁给他们，他们也有可能破产，沦为佃农甚至流民，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其实，明代末年的社会危机就是这样演变的，为了应付辽东战事，明朝中央政府加征“辽饷”，农民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而起。于是，为了平定农民起义，明朝中央政府又开始加征“剿饷”，农民更加不堪重负，起义规模越来越大。于是，为了加强军事力量，明朝中央政府又开始加征“练饷”。最终，“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大明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烽烟中彻底葬送）。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一方面，天下承平已久，人口迅速增长，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越来越少，已经无法满足授田的需要。另一方面，虽然地主阶层和自耕农都能从经济繁荣当中获益，但是，“马太效应”的存在，使得前者的相对优势越来越大，最终加快了土地兼并的速度，越来越多的自耕农沦为佃农甚至流民，“均田制”逐步走向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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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均田制”的破产，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府兵制”也变得难以为继。早在开元年间，就出现了各地折冲府（府兵的基层管理单位，承担军籍管理、兵役征发、军事训练等职能，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类似于今天的军分区）无兵可交的情况。
到了天宝年间，这个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于是，天宝八年（749年）,右相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唐玄宗准奏，标志着延续近三百年的“府兵制”正式终结。
“府兵制”终结了，但是，国防需求还在。而且，唐代中期以来，边患日趋严重，来自西北、北方、东北方向的吐蕃、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政权时刻威胁着大唐王朝的安全。因此，唐朝中央政府转而开始实行“募兵制”。
“募兵制”下，募兵都是职业军人，国家发给军饷、提供装备，募兵则长期为兵、为国守边（客观地说，作为职业军人的募兵，其战斗力自然高于兵农合一的府兵，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敬、崔器就都是募兵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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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唐代中期以来，边患日趋严重，来自西北、北方、东北方向的吐蕃、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政权时刻威胁着大唐王朝的安全。
但是，此时的唐玄宗已经丧失了开元年间的进取精神，转而耽于享乐。因此，军事政策也随之趋于保守，逐渐从前期的战略进攻转向中期的战略防御。
此后，唐朝中央政府相继向东北、北方、西北、西南方向的边陲重地委派节度使，史称“天宝十节度”，即范阳节度使（负责今天河北中北部地区的军事事务）、平卢节度使（负责今天辽宁中西部地区的军事事务）、河东节度使（负责今天山西中北部地区的军事事务）、朔方节度使（负责今天宁夏中北部地区的军事事务）、河西节度使（负责今天甘肃中东部地区的军事事务）、安西节度使（负责今天新疆中南部地区的军事事务）、北庭节度使（负责今天新疆中北部地区的军事事务）、陇右节度使（负责今天甘肃中西部地区的军事事务）、剑南节度使（负责今天四川中西部地区的军事事务）、岭南经略使（负责今天广东中南部地区的军事事务）。
“节”是“节制”，“度”是“调度”，“使”是“使者”，从节度使这个名字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临时性的使职差遣，负责节制、调度某个边陲重地的军队（使职差遣是指临时委派某名官员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负责某个专项工作，专项工作结束之后，需要继续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类似于今天的巡视组、督导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中，主角李善德以上林署九品监事充任“荔枝使”就是这个情况。不过，唐代以后，使职差遣逐渐固定化、普遍化，最后，使职差遣往往成了本职工作，原来的本职工作反而成了虚衔。这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运行四大规律中的“监察官员行政化，派出机构地方化”，如果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详见之前的文章《4句话、28个字，说透古代中国官场“潜规律”》）。
最初，节度使只负责这些边陲重地的军事事务，并不干预民政、财政、监察事务。但是，问题在于，吐蕃、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政权的军事力量以骑兵为主，行军速度极快，一旦发生战事，往往跨州连县，而唐军则由于军事、民政、财政、监察事务分别由不同部门负责，导致出现“九龙治水”的现象，陷入兵员、补给难以适配的窘境。
于是，为了提高这些边陲重地的动员能力，唐朝中央政府开始安排节度使兼任当地的度支使（负责财政事务）、营田使（负责屯田事务）、采访使（负责监察事务）。最终，节度使一手掌握当地的军事、民政、财政、监察大权，成为了事实上的“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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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唐朝中央政府对这些节度使的掌控力就已经在逐渐弱化，而右相李林甫又给添了一把火。
在之前的文章《4句话、28个字，说透古代中国官场“潜规律”》中，我们说过，为了进一步分割相权，唐代实行“群相”制度，不仅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尚书省的长官左、右仆射都是宰相，还会给其他一些官员授予“参知政事”“平章军国重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衔，获得这些职衔之后，那些官员也成为了宰相。
此外，按照唐代惯例，边将建立军功之后，也会授予宰相职衔，入朝为相，也就是所谓的“出将入相”。比如，贞观时期的名将李靖、侯君集就都有宰相职衔，开元时期的宰相杜暹、牛仙客也都是边将出身。
李林甫担任右相以后，为了巩固权威，一方面，迎合上意、逢君之恶，另一方面，嫉贤妒能、压制同僚。为了杜绝边将凭借军功入相的通道，他向唐玄宗建议道，“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意思是说，文官担任将领，往往不敢亲临战场、甘冒矢石。不如任用寒门庶族和游牧民族出身的人。游牧民族出身的人作战勇猛、敢打硬仗，而寒门庶族出身的人没有宗族、不会结党。
唐玄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始任用游牧民族出身的人担任节度使。他们往往缺乏政治学识和行政经验，即便建立军功，也很难入朝为相，自然不会对李林甫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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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崛起的。
安禄山，原名轧荦山，后来随母改嫁突厥人安延偃，故更名为安禄山。安禄山生性机智，通晓六国语言，长大以后，当了一名牙郎（为买卖双方居中议价的人，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类似于今天的房产中介、保险经纪）。
开元二十年（732年），由于骁勇机智，安禄山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收为养子。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凭借军功升任平卢兵马使。此后，通过贿赂朝中大臣，逐渐获得了唐玄宗的认可。
天宝元年（742年），安禄山升任平卢节度使，获得了向唐玄宗直接奏事的资格。此后，凭借唐玄宗、杨贵妃的信任（安禄山曾认杨贵妃为养母），不断扩张权势，最终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
当时，大唐王朝的军力分布已经出现了“外重内轻，强枝弱干”的局面。唐军总兵力约为57万，其中，禁军8万，边军49万，而安禄山直接掌握的兵力达到18万，占到了唐军总兵力的3成、边军兵力的4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天下承平已久，此时的禁军战斗力已经严重下降，身经百战的边军才是精锐。而49万边军之中，有25万分布在朔方、河西、安西、北庭、陇右等西北军镇，还有5万分布在剑南、岭南等西南军镇，可以说是鞭长莫及。因此，此时，安禄山的军事实力其实已经远远高于唐朝中央政府，这也是他敢于反动叛乱的原因所在）。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天宝十四年（755年）11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安史之乱”爆发。由于天下承平已久，叛军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县，纷纷瓦解。不到一个月时间，同年12月，洛阳失守。
天宝十五年（756年）1月，安禄山称帝，国号大燕，定都洛阳，改元圣武。兵锋直指长安“锁钥”潼关。
当时，名将封常清、高仙芝为了避敌锋芒，固守潼关不出。但是，急于剿灭叛军的唐玄宗听信宦官谗言，将二人问斩，又命老将哥舒翰镇守潼关。他同样执行封常清、高仙芝的固守潼关战略，自然也引发了唐玄宗的不满。
最终，唐玄宗听信右相杨国忠谗言，屡次催逼哥舒翰主动出击。哥舒翰无奈之下，率军东出潼关，最终先被叛军活捉，后来又被杀害（值得一提的是，800多年后的崇祯年间，历史再次重演。崇祯皇帝屡次催逼执行固守潼关战略的孙传庭主动出击，导致孙传庭全军覆没，明朝中央政府也丧失了最后一支野战军，开启了走向灭亡的倒计时，所谓“传庭死而明亡矣”）。
同年6月，潼关失守，长安告急。唐玄宗只得带着后宫、宗室、勋贵、亲信，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麾下3000龙武军的护送下仓皇逃离长安，向着蜀地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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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历史上，陈玄礼的名气不算大，影响却不小。
在之前的文章《<长安的荔枝>中的这个山西人，为大唐“续命”170年》中，我们说过，从武则天晚年到唐玄宗初年的10年是唐代政局纷乱、政变频发的10年，在此期间，唐玄宗先后发动过两次政变。
先是唐隆元年（710年），发动“唐隆政变”，诛杀挟权乱政的韦后、安乐公主、宗楚客、上官婉儿，拥立父亲唐睿宗李旦复位。后是先天二年（713年），发动“先天政变”，并在太上皇唐睿宗的默许下，赐死干政的太平公主。
在这两次决定唐玄宗本人乃至大唐王朝命运的政变当中，作为禁军将领的陈玄礼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唐玄宗即位后，陈玄礼长期担任龙武大将军，负责宫禁安全长达40余年，是唐玄宗的心腹（这里多说一句，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曹毅饰演的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原型就是陈玄礼）。
不过，此时的陈玄礼，日子并不好过。
唐玄宗西逃蜀地的决定是仓促之下作出的，自己麾下的3000龙武军也是临时召集起来的。他们多是长安富家子弟出身，自然不愿意把父母妻儿和田宅产业留给叛军，自己跟着唐玄宗逃离。
加之仓皇出逃，补给也不到位，一路饥寒疲惫。而且，前线陆续传回来的又都是坏消息，所以士气异常低落。陈玄礼非常担心不知道哪儿来一根稻草，就会把这匹骆驼压垮。
于是，在队伍行进到马嵬驿时，在太子李亨的支持下，陈玄礼暗中鼓动龙武军哗变，指责右相杨国忠是引发“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将其处死（在唐代姚汝能所著的《安禄山事迹》中，有“骑士张小敬先射国忠落马”的记载。马伯庸在小说《长安十二时辰》中设计张小敬、姚汝能这两个角色，大约就是为了致敬这两位先人）。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随后，陈玄礼又与唐玄宗的另一个心腹高力士（这里多说一句，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吕凉饰演的骠骑大将军郭利仕的原型就是高力士。唐玄宗宠信宦官，不少宦官都有“大将军”的职衔。不过，高力士这个“骠骑大将军”的含金量确实要高得多）一起，迫使唐玄宗将杨贵妃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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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嵬驿之变”的另一个后果却是陈玄礼未曾预想到的，那就是太子李亨的出走。
李亨并非嫡子，亦非长子，原本是没有可能成为太子的。但是，就像历史上的所有雄主那样，唐玄宗对于太子有着近乎本能的猜疑和忌惮。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他将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贬为庶人、随后赐死。接着，在忠王李亨和寿王李琩之间摇摆了一年左右，最终因为高力士的一句“推长而立，谁敢复争”，将李亨立为太子。
但是，李亨这个太子，当得并不顺心。因为从被立为太子到“马嵬驿之变”的十余年间，唐玄宗一直利用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制衡、打压他。虽然李亨韬光养晦、如履薄冰，但是，擅长罗织术的李林甫还是数次兴起冤狱，最终将他的岳父杜有邻杖毙、舅兄韦坚兄弟贬斥，并迫使他与韦妃离婚。
唐玄宗西逃蜀地时，陈玄礼麾下的3000龙武军中，其实有2000是由李亨直接统领的，负责队伍的殿后，这也是他能拉拢陈玄礼暗中鼓动龙武军哗变的重要原因。
但是，在诛杀杨国忠、逼死杨贵妃之后，陈玄礼主动出面平息事态、控制局面，严格将行动限于“清君侧”的范围，继续效忠于唐玄宗，这恐怕是李亨未曾想到的。
此时，李亨的处境异常尴尬。策划“马嵬驿之变”，他已经将自己摆在了唐玄宗的对立面。继续跟随唐玄宗西逃蜀地，难保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但是，断然发动政变，取唐玄宗而代之，在没有获得陈玄礼支持的情况下，自己也未必有胜算。
于是，李亨选择“跑路”，在儿子广平王李俶、建宁王李倓的护送下，于当年7月抵达朔方节度使的驻地灵武（在今天的宁夏银川灵武）。
早在太子时期，李亨就与身兼陇右、河西两镇节度使的皇甫惟明，身兼朔方、河东、河西、陇右四镇节度使的王忠嗣等边将交好（这里多说一句，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艾如饰演的王韫秀每天挂在嘴边的“我阿爷”的原型就是王忠嗣）。于是，李亨在朔方军的支持下即位，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同时，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并遣使向唐玄宗报告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