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纪录片解说词（3）：家家桐城
公元1774年，清乾隆三十九年农历十月，44岁的姚鼐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重大决定——辞官归里。离开京师前，他专程前往山东泰安，看望好友、泰安知府朱孝纯。正是寒冬腊月，姚鼐不顾严寒，一路顶风冒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齐长城，抵达泰安。“披我故时裘，浩歌出皇京”，此时的他仿佛出笼之鸟，如释重负。
十二月二十八日，姚鼐和朱孝纯一起登泰山。尽管沿途冰天雪地，石阶“几不可登”，他们还是爬上了险峻的天门。登高望远，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日照城郭，江山如画。
次日即农历除夕，五更时分，二人坐在日观亭里等待日出。但见云海中的山峰时隐时现，遥远的天际渐渐染上了绚烂的五彩之光，冉冉升起的太阳赤色如丹，海天一色，融为一体。如此壮观的美景，令姚鼐心中的沟壑一扫而空。随后，他挥毫写下名作《登泰山记》，喜悦之情，一吐为快。
姚鼐归后不久，便相继主讲扬州梅花、安庆敬敷、徽州紫阳、江宁钟山四大书院。在近40年的执教生涯中，他春风化雨，桃李芬芳，桐城派由此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期。
第三集 家家桐城
“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
在安徽省桐城中学校园内，这棵参天银杏树据说是姚鼐亲手所植，因其书斋“惜抱轩”而得名，后世亦称姚鼐为“惜抱先生”。今天，姚氏《登泰山记》依然是学子们爱不释手的名篇佳作。
姚鼐，字姬传，又字梦谷，生于公元1732年1月17日，清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这一年，65岁的方苞相继被提拔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讲学士；而35岁的刘大櫆也已经客游京师7年之久了，此前他先后两次应顺天乡试，均以落第而告终。
姚鼐自幼聪颖绝人，深得伯父姚范喜爱。
姚范，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编修，一向淡泊名利的他，为官仅数载即称疾乞归。他终日以书为伴，尤耽心经史。一天，姚范正在书房读书，家人送来饼饵充饥，姚范并未察觉，拿起饼饵就在砚台上磨了起来。等到他发现自己居然张冠李戴后，禁不住哑然失笑。
姚范好学不倦，在圈内有口皆碑。方苞就曾感叹，“笔墨驰骋不如刘大櫆，学问详博不如姚范”。
姚家经常高朋满座，每逢此时，姚范总是屏退诸子侄，独留姚鼐一人在旁随侍。刘大櫆是姚家常客，他那丰伟绝伦的仪表、出口成章的才情、诙谐机智的谈吐，让年幼的姚鼐心驰神往。事后，他总是背着大人模仿刘大櫆的一招一式以为游戏，“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
长大后，姚鼐便从伯父受经学，跟随刘大櫆学古文。
公元1751年春，姚鼐首应礼部会试，结果却名落孙山。南归之际，正在京师以经学应举的刘大櫆闻讯后，作序鼓励他向圣贤学习，以第一流自待。后又专门寄诗劝勉，“君方及壮多宏才”，“后来居上待子耳”。
姚鼐前后六试礼部，终于如愿以偿。他历任兵部、礼部主事，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恩科会试同考官，刑部郎中。
然而，身处官场没几年，姚鼐就感到无所适从，数次萌发辞官回乡的念头。“长揖向上官，秋风向田里。”
“姚鼐对于刑部吏狱的残酷、深文周纳也是有所不满的，这个也是他辞官的原因之一。”——卢坡（安徽大学副教授）
公元1773年，朝廷诏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推荐为纂修官。能够参与这项万众瞩目的文化工程，本是件引以为荣的事，可姚鼐似乎过得并不开心。总纂修官纪昀、纂修官戴震等都是著名的汉学家，而桐城派素来奉程朱理学为圭臬，属于宋学阵营，汉宋之争由来已久。
“汉学又叫‘朴学’，主要以考据、训诂为主，治学是以宗汉、训诂为主要特点；宋学就是宋明理学，强调性命义理的。”——汪孔丰（安庆师范大学教授）
“总的来说，汉宋两派各有长短：汉学家长于训诂而弊在泥古，宋学家注重义理而落于空虚。”——卢坡（安徽大学副教授）
公元1755年，32岁的戴震首次来到京城。戴震是徽州府休宁县人，比姚鼐年长8岁。有意思的是，学派迥然有别的这二人险些成为师徒。彼时，戴震虽然还只是个秀才出身，却已名动京华，新科进士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等人纷纷折节下交，年轻的姚鼐自然也心向往之。他立即致信戴震，表达了拜师之意。不料戴震却以“交相师”为由婉言谢绝，“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以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
“所有的学问里面，他瞧不起的就是辞章之学。戴震认为义理第一，义理的哲学思想这是最高的；考据第二，辞章是‘等而末者’。”——武道房（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晚年的戴震全面否定程朱之学，无疑更是触碰到姚鼐的底线。他指责戴震等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诅咒他们“率皆身灭嗣绝”。这口气与师祖方苞当年致信李塨时简直如出一辙。戴震与姚鼐，一个汉学领袖，一个文章大家，最终擦肩而过，分道扬镳。
姚鼐所处的时代，汉学如日中天，在四库馆这个汉学的大本营，戴震等人如鱼得水，而姚鼐则备受“掊击讪笑”。道不同不相为谋，一年后，姚鼐托病请辞。
“谷鸟翩翩影，孤翔识所归”，回到故乡的姚鼐，悠游林下，寄情山水。期间，他还数次前往东乡枞阳看望恩师刘大櫆。78岁的刘大櫆依然耳聪目明，著述不辍。姚鼐每次前来，先生都喜不自禁，尽管“足疾未平”，仍然让人搀扶着，“出与论文，每穷半夜”。师生二人秉烛长谈，言笑晏晏。
公元1776年秋，友人朱孝纯调任两淮盐运使，姚鼐应邀出任扬州梅花书院山长，从此与书院教育结下了终生情缘。
在主讲梅花书院的短短三年里，姚鼐干了件功德无量、流芳后世的大事——编选《古文辞类纂》。这是一部经典的古文选本，也是绝佳的古文入门教科书。它一经问世，即风靡全国，以至于一版再版，甚至流传到日本。
“他（姚鼐）和一般的批评家或文人不一样，是有实践经验的真正意义上的教授，而且有真正意义上的读本，就是《古文辞类纂》。”——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
“姚鼐在其中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学说，就是桐城文统。这个文统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以（唐宋）‘八家’为中心，上挂先秦、两汉，下迄明代归有光的古典文系；另一个组成部分是以方苞、姚鼐为中心展开的桐城文系。姚鼐以桐城文系，上续以‘八家’为中心的古典文系，对中国的文学史形成了完整的论说。”——王大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公元1779年，清乾隆四十四年农历十月八日，刘大櫆在老家病故，享年八十二岁。姚鼐在祭文中盛赞恩师乃“吾乡宗伯，勇继绝轨”，并由衷感叹：“举世茫茫，使我孤立。有言莫陈，终古于邑”。
在《刘海峰先生传》中，他又这样描述：“先生伟躯巨髯，能以拳入口，嗜酒谐谑”。他待人温和善良，尽心尽情，曾深情地对我说，我与你有着两代的交谊啊。短短几句话，刘大櫆的形象和个性特征便刻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眼前。
公元1783年农历四月里的一天，68岁的浙江钱塘人袁枚游黄山路过安庆，与执掌敬敷书院的姚鼐结识，两人一见如故。
袁枚是有名的性灵派诗人，外放知县后，虽政声颇佳，但就是屡屡不得升迁。袁枚一气之下，索性一走了之，在南京购置随园，将其打造成远近闻名的私家园林。
公元1789年，姚鼐首次主讲南京钟山书院。春天的随园，樱花烂漫，美不胜收。姚鼐应袁枚之约，前来赏花。他们泛舟湖上，对酒当歌：“明灯绿酒春如海，细柳红阑水似萝。最是江南好风景，试划双桨看如何”。
次年，袁枚腹疾累月，自觉大限将至，便让人请来姚鼐为自己作预挽诗。姚鼐遂作绝句五首，一面安慰老友：“起行抛杖坐吟诗，岂是膏肓不可治？”一面赞其：“一代文章作满家，争求珠玉散天涯”。不久，袁枚竟起死回生，一直活到83岁。
袁枚行事率性而为，时人多有非议。在学术上，他对汉学、宋学一概都不买账，自称：“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一帆直渡东沂水，文学班中访子游”。可就是这样一位文坛怪杰，姚鼐却能与之倾心相交。
“所以这个事情，也对我们很有现实意义的。我们人与人之间，难免都有各种各样的分歧，但要就看大节。也说明姚鼐的人格是非常高尚的，他有一种君子的人格。”——周明中（安徽大学教授）
公元1803年，重阳节这天，秋雨绵绵，新科进士陈用光专程前往安庆拜访姚鼐。
陈用光，江西新城人，与舅舅鲁九皋同为桐城派作家。陈用光是姚鼐的得意门生，官至礼部左侍郎，先后督学福建、浙江，是继姚鼐之后传播桐城古文、联系姚门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陈用光来安庆时，不巧姚鼐因事外出他乡，同门师弟刘开便邀他同登大观亭。两人把酒临风，纵论古今，意气飞扬。他们当然记得恩师笔下的大观亭：那是一个晴朗的深秋，姚鼐独自一人凭栏远眺，“清江三面舒州郭，南岳千峰皖口亭。落照横天鸿雁起，独凭长啸对冥冥”。晚上，他俩宿于敬敷书院，“树木萧飒，秋声翛然”，忆及各自身世，不禁感慨万千。
桐城素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民谚。桐城派后期名家马其昶谈及家乡读书蔚然成风的情形时，曾这样不无自豪地说道：“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
童年的刘开家徒四壁，无力入学读书，只得靠放牛为生。村里有个吴姓塾师，每当他在馆内诵读诗文时，刘开便潜至窗下，屏气凝神，一字一句暗记于心。一次，刘开听得入神，不觉脱口而出。塾师闻声查看，惊讶不已，要他复述方才所听诗文，刘开一一吟诵，丝毫不差。塾师顿生怜爱之心，答应让他免费入馆就读，后来还欣然以女相许。
姚鼐对这位敏而好学、才华出众的同乡后辈也十分期许，他常对人说，此子他日当以古文名家方苞、刘大櫆之“坠绪”赖以复振，“吾乡幸也”。只可惜刘开时运不济，一生困顿，英年早逝。
公元1814年，南京，春节刚过，84岁的姚鼐兴致勃勃地来到好友陶子静处。陶氏书室后面有座高台，姚鼐便取南朝诗人谢朓“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之句，将其命名为“余霞阁”。登临此阁，山光水色尽收眼底，夕阳西下，景色尤为动人。姚鼐兴之所至，写了篇《余霞阁记》。
无巧不成书的是，姚门弟子、江苏上元人梅曾亮和管同也曾登上此阁，并分别写下《钵山余霞阁记》和《余霞阁记》。时至今日，梅、管二文皆成经久传颂的名篇，反倒是姚鼐之文鲜见有人提及。师徒三人，同题作文，攀比而学，成就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姚鼐为人谦和通达，文学兼容并包。他提出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相济的主张，极大丰富和发展了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他主讲书院40年，弟子遍及天下，被公认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后世习惯性地将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三祖”。
“他（姚鼐）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之说，提出了‘神妙’说、‘阳刚阴柔’之说，提出了‘阴阳刚柔’之说，提出了‘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之说。这些理论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独创性的成果，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坛影响巨大。”——王达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姚鼐对于乾嘉时代朝廷主导的汉学之风，有着一种智慧而积极的回应，这种智慧也成为桐城派的一种精神遗产。”——曹虹（南京大学教授）
南京市白下路太平南路一带，是历史上的钟山书院所在地。姚鼐前后两度主讲于此，历时20余年。
公元1815年，清嘉庆二十年，农历九月十三日，一代文学宗师姚鼐在钟山书院溘然长逝，时年85岁。七年后，姚门弟子梅曾亮进士及第。
梅曾亮曾任户部郎中，但他无意仕进，“故人怜我久京华，宦味谁知薄似纱”。久居京城的他广交文士，遍纳门徒，成为继姚鼐之后桐城派的核心人物。
“梅曾亮的贡献可大了。第一个就是他提出了文章‘因时’之说，‘文章之大事，莫过于因时’。曾国藩曾经说，‘单绪真传自皖桐，不孤当代一文雄’，就是他的文章师承安徽桐城而来。”——萧晓阳（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梅曾亮的代表地位，主要是表现在他培养学生。据当时人的记载，他的弟子来自7个省，有13人。”——徐雁平（南京大学教授）
在梅曾亮所交的文人中，有一个群体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均清一色来自于偏于一隅的广西。
桐城薪火传入广西，当首推吕璜的启迪之功。公元1828年，广西永福人吕璜因事落职，寓居杭州时，偶遇姚鼐弟子、江苏宜兴人吴德旋，亲聆桐城义法。两人十分投缘，往复议论二十余日。四年后，吕璜返回桂林，主讲书院，传播桐城古文。
广西师范大学王城校区，昔日的秀峰书院就坐落在这里。吕璜主讲秀峰书院期间，朱琦、彭昱尧、龙启瑞、王拯等一批广西学子慕名而至，自投门下。此后，几人又先后进京游历，向梅曾亮问学，“岭西五大家”开始崭露头角。
“他们（‘岭西五大家’）的文章，都显得平易自然，有诗境之美。梅曾亮认为，文章之美莫过于此，于是大发感慨说，‘天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萧晓阳（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这句话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我们可以看到，桐城派在传播的过程中间，经常使用一些近似口号式的宣传方式来标榜自己的存在。”——徐雁平（南京大学教授）
其实，早在“岭西五大家”成名之前，以江苏常州人恽敬、张惠言为代表的阳湖派就已异军突起，活跃于文坛。
“张惠言走上古文创作之路，劝勉他的一位友人就是王灼，王灼恰好是刘大櫆的弟子。另外，有文献显示，恽敬对‘桐城三祖’有较深的洞悉和积极的评价。从桐城派对阳湖派的因缘来看，阳湖派的崛起，正说明了清中叶桐城派的影响波及于东南数省的一个效应。”——曹虹（南京大学教授）
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至19世纪，桐城派的声势日益壮大，影响力持续增强，流风余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资料显示，在有清一代相当长的时间里，“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说法一直广为流传。
晚清学者陈衍对此做过如下一番评述：“桐城人以文章名于时，殆二百年而未有觉。文章遂若为桐城人所私者，然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广西、湖南北，能为文章相仿佛者，时时间作，于是有桐城文派之说。人不必桐城，文章则不能外于桐城”。
“如果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桐城派传播到了25个省市，这个在古代的学派和文派中是极少见的。”——王达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所以从地理上的这样一种‘小桐城’，就走向了学术上的一种‘大桐城’。”——王思（澳门大学副教授）
公元1840年6月，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在这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反帝爱国战争中，有位桐城派学人临危不惧，率领军民在宝岛台湾奋勇抗击，取得了五战五捷的战绩，谱写出一曲可歌可泣的动人乐章。他就是姚莹。
姚莹是姚鼐侄孙、姚范曾孙。姚莹出生时家道中落，祖父、父亲长年游幕在外，兄弟四人中有两人因病夭折，生活异常艰辛。姚莹从小就跟着长兄姚朔在附近的私塾读书，哥哥每日怀揣两饼，每次都要等到其他小伙伴吃完饭后方才拿出，兄弟俩一人一块，以饼充饥，至晚方归。
郡试那年，姚莹因家贫不能应试，姚鼐得知后便出资助他赴考。此前，刘开因县试夺得头名，已名声在外。这次，太守看到姚莹之作，不禁又拍案叫绝：“吾知桐城有一刘开，不知又有一刘开也。”
公元1808年，姚莹考中进士，后辗转多地任职。每到一处，他以民为本，做事雷厉风行，深得百姓拥戴，被人亲切地称为“菩萨心”、“霹雳手”。
公元1837年，53岁的姚莹擢升台湾道，这是他二度赴台为官。18年前，姚莹曾任台湾县令、噶玛兰通判。赴台前，姚莹进京觐见。当道光皇帝得知他是嘉庆戊辰科进士时，便问他何以未入翰林。姚莹不好意思地禀告，我的字写得不好，“臣不工小楷耳”。道光闻言，叹息良久。自此以后，姚莹题写卷轴多请人代劳，落款印章上赫然刻有“天子知臣不善书”几个大字，一时传为美谈。
公元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农历闰四月十六日，姚莹渡海抵台，由此揭开了人生最精彩的一页。
初夏的台湾闷热多雨，然而比气温更高、让人更窒息的是日益逼近的战争气氛。自清政府实行严厉的禁烟政策以来，英国人的战舰已公然驶至南中国海，并一度闯入广东虎门口外，武装挑衅，借机生事。台湾是英军北上进犯的必经之地，孤悬海外，防备空虚。姚莹到任后，着力筹划战守之策。
总兵达洪阿个性刚悍，与人多有不合。姚莹不计前嫌，以诚相待。达洪阿深受感动，负荆请罪，“武人不学，为子所容久矣，自今听子而行”。二人和衷共济，“枕戈筹饷，练勇设防”，全岛上下同仇敌忾，严阵以待。
公元1840年7月16日，英军舰船侵入台湾鹿耳门海面。姚莹立即派水师赶往驻防。次日，下令炮击。英军见我方布防严密，不敢应战，狼狈逃窜。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台湾军民守岛的士气和决心。
公元1842年3月11日，英舰阿安号载重兵卷土重来，猛攻大安港。这是英军第五次进犯台湾。姚莹深知硬拼绝非良策，他对达洪阿说：“此未可与海上争锋？必以计歼之”。
一名渔民自告奋勇，扮成奸细，佯称投靠英军。英国人信以为真，命其带路。当英舰驶入土地公港时触礁搁浅，守军居民乘势强攻，大破英军。是战，共歼灭来敌近百名，俘虏49人，缴获大炮13门。姚莹也因此受到道光皇帝的嘉奖，“加二品衔，予云骑尉世职”。此战过后，英军再也不敢侵犯台湾。
台湾五战连捷，未失一寸土地。但在其他战场，清军却连遭败绩，“故连年浙、粤、江南皆丧地失守，而台湾独完”。随着大局的败坏，朝廷开始妥协，中英鸦片战争最终以大清国割地赔款而落幕。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人仍不善罢甘休，他们声称在台湾被击毁的英国船只都是遭台风袭击的商船，诬告姚莹等人“冒功贪赏”。一些主和派大臣趁机煽风点火，罗织罪名。最后，朝廷竟以“冒功欺罔”之名将姚莹革职问罪，“台湾之狱”就这么发生了。
公元1843年，清道光二十三年，农历正月十五刚过，年味尚未散尽，闽浙总督怡良就驾临台湾，传旨拿问台湾道姚莹和总兵达洪阿。台湾市民数千人聚集在总督行辕前，为姚莹等人伸冤。怡良害怕事态扩大，众怒难犯，“阳许入奏”，私下却将申诉状藏了起来。
当姚莹一行离开台湾时，军民夹道跪拜二十余里。同乡好友方东树得知姚莹的遭遇后，更是义愤填膺，他频频给姚莹寄诗慰勉：“威名海外袭鲸鲵，岂谓论功亦数奇？独恨遥途间出饯，待寻初服话归期”。
在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姚门四杰”中，方东树年齿最长，他一生穷困，郁郁而不得志。方东树曾被两广总督阮元召入幕府，其时，汉学家江藩亦在其幕。江藩先后著有《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不仅对宋学多有指责，且将桐城、阳湖诸家排斥在宋学之外，这引起了方东树的大为不满。于是，方东树挥戈独进，撰《汉学商兑》，斥责汉学家“名为治经，实则乱经；名为卫道，实则叛道”。在维护程朱理学方面，桐城派向来不遗余力。
“那么最早提出禁烟的人，就是桐城派作家姚莹、方东树。方东树还专门写了文章，讨檄鸦片的罪恶。”——江小角（安徽大学教授）
晚年的方东树看到魏源的《海国图志》后，“不禁五体投地，拍案倾倒”。他致信魏源，认为此书“坐而言可起而行”，堪称“良才济时切用要著”。
鸦片战争中，东南沿海丧师失地，方东树痛心疾首，抱病写下洋洋万言的《病榻罪言》，极论制夷之策。怎奈他人微言轻，建议无人理会。方东树空有一腔热血，抱恨而终。
姚莹抗英蒙难，朝野一片哗然，有识之士奔走呼号，纷纷为他鸣冤伸屈。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朝廷不得不对姚莹、达洪阿加恩免治罪。羁押六天后，姚莹开释出狱，以同知直隶州知州贬官四川效力。
姚莹到达成都后，照例拜见四川总督宝兴。言谈之中，宝兴突然问道：“听说台湾盛产黄金，此话当真？”姚莹自然听出其弦外之音，他不屑地答道：“某为官二十年，未尝此味”。宝兴大惭，心中不悦，怀恨在心的他随即将姚莹派往西藏，调解西藏察雅地区大小呼图克图之间的纷争，“蜀中旧例，有大不韪者，则罚以藏差”。
公元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农历十月一日，姚莹从成都启程进藏。长途跋涉于冰山雪窖之中，艰险颠连之情自是不可名状，但姚莹却甘之如饴，“途中诵读，吟咏不辍”。花甲之年的他前后两次前往康藏地区，往返万余里，历时一年又三个月。
两年后，姚莹出任蓬州知州。
玉环书院位于今天的四川蓬安县相如故城内，姚莹上任蓬州知州伊始，便力排众议，兴建玉环书院。“蓬山此去无多路，姚公美政谁与俦？”后任知州、四川提学使方旭也是桐城人，提及姚莹，他赞不绝口。
“他（姚莹）发展了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在其中加上‘经济’这个要素。”——江孔丰（安庆师范大学教授）
“‘经济’就是经世济用，就是要关心现实，不能关在书斋里面做文章。曾国藩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就是综合了姚鼐和姚莹的理论。”——欧明俊（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在蓬州期间，姚莹开始着手整理康藏之行日志，最后辑成皇皇巨著《康輶纪行》十六卷。
“他（姚莹）写这本书，是为了‘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第二个，这本书记载了西藏的历史、政治、经济、地理、宗教、风俗习惯等情况，这反映了他对边疆情况的高度重视。”——江孔丰（安庆师范大学教授）
在姚莹看来，“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魂，畏如雷霆”。因此，他一直对边疆史地格外留心，期望通过自己的著述，能使国人“知彼虚实，然后徐图制夷之策”。
早年游幕广东，姚莹即著有《识小录》；任台湾噶玛兰通判时，又撰有《东槎纪略》；而《康輶纪行》则是他边疆史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书堪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相媲美，代表着鸦片战争前后一代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
姚莹一生几度沉浮，但他始终荣辱不惊，心怀天下，“忧国何关在位卑”，这是姚莹所发出的时代最强音。
公元1851年，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五年后，英法两国又悍然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王朝从此四面楚歌，风雨飘摇。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素以经世致用而著称的桐城派，又将书写怎样的传奇呢？
（来源：解说词整理于纪录片《桐城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