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岁末，晒18岁照片的行为风靡了朋友圈。契机来自于，从2018年元旦开始，所有的90后都已经年满18岁，已经成年。而在90年代初出生的，甚至已经在社会打拼了好几年。抽象地总结90后与80后在走向社会时气质上有什么不同，并不容易。但可以肯定的是，相比起10年前，90后面临的是不同的人口结构：退休人口越来越多，老年人越来越长寿；人们越来越不敢生、结婚也越来越晚。这样的趋势，注定让这一代的年轻人，依然挣扎在压力之中。
“全面二孩”可能也没用了
不久前的一则新闻可能引起过你的注意——日本厚生劳动省12月22日公布的2017年人口动态统计年度推算数据显示，在日本国内出生的日本婴儿人数为94.1万人，连续2年跌破100万，人口负增长超过了40万。这则消息或许能让一些对日本持竞争乃至敌视心态的人幸灾乐祸，“人口萎缩成这样了，还有什么未来？”
然而，中国的少子化现象，也许更应该值得担忧。一些人可能还沉浸在“全面两孩”政策的成效之中——2016年作为政策元年，成效看起来的确不错，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为1846万人，较2015年增长了11.5%。2017年刚开始的趋势也还不错，前5个月的活产数比去年同期增加7.8%。不过，前不久公布的最新数字却让人大跌眼镜：2017年前8个月，全国住院分娩婴儿活产数为1162万，同比增长只有2.4%——仅仅3个月，数字就出现了大幅下跌。一些人口学者悲观预测2017年出生人口就是“全面二孩”政策峰值了，甚至2017年可能还不如2016年，“2018年将稳定或下降，2019年后将较快下降。”“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出生增长可能是昙花一现。”
而有关部门是怎么预计的呢?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国家卫计委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目标人群测算组组织一些研究机构的专家，完成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总报告》。这一报告预测，2017年出生人口总量将达到2109.9万人，2018年达到峰值，为2188.6万人。现实数字恐怕要与预测数字相去甚远。
这或许意味着，即便实施了“全面两孩”政策，正处于生育适龄年龄的80后也已经难以生育更多人口了，而即将步入生育适宜年龄的90后们，恐怕只会越来越不敢生。这个说法绝不是危言耸听。
不可阻挡的初婚年龄推迟
生育方面的趋势，从结婚方面的趋势就可以看出来。就在几日前，另一则新闻中的数据让人细思极恐——“平均32.6岁成家，南京初婚年龄又大了1岁”。数据来自于南京民政局，不会有假。“恐”在何处呢？初婚年龄上升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吗？
“恐”在问题的严重性上。“初婚年龄又大了1岁”，是相对于去年来说的，仅仅1年就增大了1岁，去年相比前年也很夸张，增加了1.2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保持着初婚年龄每过1年增大1岁的趋势，那2020年南京人就会平均35岁成家，2025年平均40岁成家——能想象有多恐怖吗？当然，现实的情形不太可能那么糟糕，但这足以说明最近几年大城市平均初婚年龄的推迟，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而这显然并不只是南京才有的现象。
图片来源：澎湃新闻
初婚年龄的推迟与生育行为有什么关联？在中日韩这样的东亚地区，受文化观念影响，通常不接受非婚生子。而在中国，还有政策方面的硬约束，非婚生子要缴纳罚款，上不了户口。所以结婚基本上是生育的先决条件。
平均32.6岁才成家，而南京的数据中女性甚至比男性初婚年龄还要高，为32.7岁。要多久之后才能有第一孩？而二孩平均在一孩之后3年才会出生，即使想生，到时又能生得出来吗？美国生殖医学会《年龄和生育能力患者指南》明确指出，“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为二十几岁。”“生育能力随着女性年龄增长而自然下降……一般而言，生育能力在快三十岁或三十出头时就开始下降，35 岁之后下降速度加快。”
初婚年龄的推迟与生育行为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大大抵消了“全面两孩”政策的作用。
人民日报在去年年初的报道《生不出二孩真烦恼》
不婚不育的背景
人口出生的放缓，初婚年龄的推迟。都深刻反映了如今年轻人面对的社会现实，恐婚，恐育。一些官方人口学者不了解或者说低估了人们恐婚、恐育的程度，因此总是做出偏离真实情况的估算。
为什么如今的年轻人如此不愿意结婚生育？
几乎任何一个成年人都可以轻易说出七、八条乃至更多的理由：
买不起房；
买不起房以至于找不到心仪的对象；
随着教育年限推迟，学历越高越找不着对象；
工作太累，谈不起恋爱，更别说结婚；
养老压力大，听闻社保、医保都快入不敷出了；
养娃的成本太高；
不想让父母来带娃，但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带，干脆不生了；
各种虐童事件；
……
以上是具体的原因，而大的背景有两个，一是随着教育、见识和生活水平提升，人们越来越把孩子视为“耐用消费品”（如高级音响、汽车），孩子茁壮成长成材，会给父母带来很大的快乐，因此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抚养费用要大于父母期望从孩子身上获得的物质回报，而不像有些地方把孩子视为“耐用生产品”，指望“养儿防老”，“越穷越生”，这导致生育成本越来越高，甚至高于经济增长水平，让很多人只能选择不生，类似的，人们对恋爱和结婚要求也在变高，不大愿意“凑合”，于是就这么“拖着”；二是经济发展的阶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1950~1970年代出生人口在改革过程中享受到的财富膨胀效应，2010年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青年人口财富积累困难，以及对未来发展出现不明确的预期，都进一步削弱了人口的婚育意愿和婚育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