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472《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三十卷-16
亢龙有悔
大将军王凤掌握国家大权,成帝谦让软弱,没有实权。成帝身边的侍臣曾向他推荐光禄大夫刘向的儿子刘歆,说他博学卓识有奇才。
成帝召见刘歆,刘歆为他诵读诗赋,成帝非常喜欢他,想任命他为中常侍。
成帝命左右取来中常侍衣冠,准备行拜官礼时,左右侍从都说:“还没有让大将军知道。”
成帝说:“这是小事,何必通报大将军!”左右叩头力争。于是成帝便告诉了王凤。王凤认为不可以,此事便作罢。
王氏子弟全都当上上卿、大夫、侍中、诸曹,分别占据显要官职,充满朝廷。
杜钦见王凤过于专权,告诫他说:“我希望将军采取周公的谦恭谨慎态度,减少穰侯魏冉的威风,放弃武安侯田蚡的贪欲,不要使范雎之流得以从中挑拨离间!”
王凤不听。
成帝没有继嗣,身体又常患病,定陶王刘康来朝见。太后与成帝秉承先帝遗愿,待他十分优厚,给予的赏赐是其他诸侯王的十倍。对当初夺嫡之事,不存丝毫芥蒂。
成帝把刘康留在京师,不让他返国,还对他说:“我没有儿子,人命无常,不必避讳。一旦有别的变化,就再也看不到你了。你就长期留在京师,随侍在我身边吧!”
后来,成帝病情渐渐好转。刘康留居在封国驻京府邸,日夜进宫服侍成帝,成帝对他十分亲近看重。王凤对刘康留居京师感到不方便。
恰好发生日食,王凤乘机说:“发生日食,是阴气过盛的征象。定陶王虽亲,按礼应当在自己的封国当藩王。
如今留在京师侍奉天子,是不正常的。因此天现异象发出警告。陛下应遣送定陶王返回封国!”
成帝无法违抗王凤,只好同意【上不得已于凤而许之】。刘康辞行,成帝与他相对流泪而别。
感思:王凤已非寻常权臣,他将皇权视为玩物。任命中常侍此等“小事”皆需其首肯,皇帝自己兄弟、定陶王刘康留京尽孝亦遭其以天象为借口驱逐,可见其权势早已凌驾于礼法之上。
杜钦以周公、穰侯、武安侯为喻进行精准预警:周公虽摄政而终还政于成王,穰侯、武安侯因专权招致祸患。王凤选择不听不理,实际已踏上权臣的自我毁灭之路。
王凤不仅堵塞言路,更公然挑战皇族亲情,这种疯狂恰是灭亡的前奏。
历史反复证明,无视平衡的绝对权力,终将引发反噬。
杜钦之谏未能唤醒王凤,证明这是历代权臣的集体盲区:他们往往将个人权势误判为局势掌控力,却忽略了“亢龙有悔”的规律。
“亢龙有悔”出自《易经·乾卦》的第六爻(上九)爻辞:“亢龙有悔。”
其含义是:“亢”,极高,极度上升,达到了顶点,再也无法更进一步。“龙”,象征位高权重者,在此可指代王凤。“有悔”,必然会产生悔恨、祸患,走向衰落。
一条飞升到极高处的龙,既无再上升的空间,又因身处极高而脱离根基、处境危险,稍有不慎便会跌落,因此“有悔”是它必然的结局。
权臣的集体盲区就在于,最容易产生错觉,将权力的“高度”等同于地位的“稳固”。
这个规律也吻合《易经》的另一重智慧:“物极必反”。
任何事物发展到顶峰,接下来就必然是衰败。王凤的权力已经“极”了,所以“反”的时刻即将到来。
也应了那句老话:“上天欲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亢龙”的状态,正是那种“疯狂的巅峰”,而“有悔”则是紧随其后的“灭亡”。
成帝的窘况可称之为“自作孽”。
皇帝不仅是象征,更是一个需要行使权力的职位。成帝最大的“孽”,在于他系统性、习惯性地放弃了皇帝最重要的权力:人事任免权和决策权。
任命一个中常侍,本是皇帝职权范围内毋庸置疑的“小事”。成帝起初也认为“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他知道这是自己的权力。
但在左右侍从,实为王凤耳目的叩头力争下,他竟真的去征求王凤同意,并在遭到反对后作罢。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妥协,而是一次主权宣誓。成帝用实际行动向整个官僚系统宣告:最高人事权不在我,而在王凤。
这一次的让步,极大地巩固和合法化了王凤的专权,使日后更多的干预变得顺理成章。这是他亲手拆解自己权威的第一步。
他与弟弟刘康感情深厚,且因其无子,留弟弟在京既是亲情需求,也带有潜在继承人的考量。
然而,王凤借日食这种牵强的理由发难,成帝再次屈服。
“上不得已于凤而许之”,写尽了成帝的窝囊。他拥有皇权正统、太后支持、兄弟亲情这些资源,但他没有运用这些资源进行任何抵抗。
他为了维持与权臣表面的和睦,主动牺牲了作为人和作为兄长的基本情感与责任。这不仅寒了宗室之心,也让天下人看清了皇帝的软弱无能,使其道德权威彻底破产。
汉代外戚问题积重难返,但并非每个皇帝都让其失控到如此地步。成帝的“孽”在于他的纵容。
这种局面绝非一日之功。王凤的权势是在成帝的默许和观望中,一步步蚕食、膨胀起来的。
成帝从未尝试过引入其他力量,如宦官、宗室、士大夫清流来制衡王氏外戚。
成帝仿佛坐在一辆由王凤驾驶、并失控狂奔的马车上,他只是担忧,却从未真正想过要夺过缰绳或踩下刹车。
他将国家的方向盘交给了别人,却希望车能驶向自己想去的地方。
“哀其不幸”成帝身为皇帝,却无法掌控国家、朝廷,同情他生性软弱且身处外戚政治的困局之中;但更“恨其不争”,因为他的不幸,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一次又一次的“不争”所造成的。
他的“不争”,是一种主动的消极。他选择了最容易的路径:妥协和让步,却忽略了每一次让步都在为自己挖掘更深的坟墓。
他是一位“怠政的君主”,他的“孽”不是暴虐之孽,而是放弃之孽、不作为之孽。
他放弃了作为皇帝的责任,也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权力、亲情和尊严。